也说“日下”“云间”

对《滕王阁序》中“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这两个句子，人教社新编高中语课本注日：“意思是说，远望长安，遥看吴会。日下，指京都，这里代指唐朝的国都长安。云间，吴地的古称。”     

人教版初六册注释辨正三则

一、关于“吴会”人教版初中语文第六册(2002年12月第一版)第22课《隆中对》中有个这样的句子：“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其中的“吴会”一词，课文下面的注释是这样的：“[吴会(qul)]吴郡和会稽郡的合称．现在的江苏长江以南部分和浙江北部。”     

是“东连吴会（guì）”，还是“东连吴会（kuòi）”？

《隆中对》中有这样的句子：“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其中“吴会”中的“会”字，课本注音为“gu&;#236;”，词义释为：“吴郡和会稽郡的合称，现在的江苏长江以南部分和浙江北部。”笔者认为此处“会”的读音错误，应读为“吴会(ku&;#242;i)”。理由如下。     

由《滕王阁序》谈古人的怀才不遇

《滕王阁序》历来以辞藻华美、绘景传神著称。然而．作者在把宴会的盛况铺叙渲染到极致之后。“兴尽悲来”，转入对人生仕途的冷静思索。“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长安”乃帝王所居之地。“望长安”即渴盼帝王重新任用；不过“关山”重重．难以逾越．由于自己触怒皇帝造成的隔阂一时难以弥合，只能叹息谁来同情我这个“失路之人”。     

是“吴会(kuài)”还是“吴会(huì)”?

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滕王阁序》一文中有这样一句 :“望长安于日下 ,目吴会于云间。”其中“吴会”的“会”应读什么音?课本上没有注音。据我调查 ,一般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 ,认为应读“吴会(hu尙）” ,理由有二 :1、有特殊读音的字 ,课本上应有注音 ,如课本上没有特别注音     

“日下”“云间”注释商榷

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一句,高中语文课本注释为:“远望长安,遥看吴会。日下,指京都,这里代指唐朝的国都长安。云间,吴地的古称。”这样的注释是不妥当的。《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古代汉语》解释:“陆云,字士龙,三国吴丞相陆逊孙。陆逊封华亭侯,陆氏世居华亭。华亭古称‘云间’。荀隐,颍川人。颍川,地近京城。     

“日下”“云间”与“吴会”究竟何解

王勃的《滕王阁序》(见人教社新教材《高中语文》第二册)中有“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两句,对其中的“日下”与“云间”二词,课本有这样的译注: 远望长安,遥看吴会。日下,指京都,这里代指唐朝的国都长安。云间,吴地的古称。     

“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子云间”释义

“望长安于日下．月吴会于云间”出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不少教材对这句话的解释不甚确切，给师生的理解带来了不少障碍。如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高中语文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对这两句话的注解为“意思是说，远望长安，遥看吴会。日下，指京都，这里代指唐朝的国都长安。云间．吴地的古称。”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     

浅说《红楼梦》与《庄子》

《庄子》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文学性最强的书。后人，尤其是文学家，往往因其“有托物寓意，为洸洋怪诞之词”而更爱读之。《红楼梦》在这方面也显然是受惠于《庄子》。《红楼梦》于“荒唐言”中包含着“辛酸泪”，于“梦幻中”倾吐真情。于“大旨谈情”中蕴藏着“伤时骂世”之旨。     

『刑不上大夫』和『施刑于大夫』

题目中的两个判断见于太史公《报任安书》。“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两个判断，一引据《礼记》称“刑不上大夫”——《教参》的解释是。“对大夫不能用刑”；一针对事实．称“施刑于大夫”——《教参》的解释是。“对大夫施刑”。一曰“不能用刑”，一曰“施用刑罚”，两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第一段]     

诵读——古诗词情感教育之本

诵读，是语文学习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我国自古就有诵读的传统，尤其对诗歌的诵读更加重视，因为古诗词本身就是语言艺术，大多可以配乐吟唱，具有极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性，古代诵读诗词用“吟诵”的方法，即接近于歌唱的诵读，但也同诵读一样，“都要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中国的吟诵传统是与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一同开始的。《论语》中就有“诵诗三百”的话。《孟子》也说：“诵其诗，读其书。”孔子堪称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诗文吟诵专家，《庄子》里就有记载：“孔子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屈原《渔父》中有“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的说法。其他如《孔雀东南飞》有“十六诵诗书”句，李白《游泰山六首》（其四）有“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句。     

由宝玉厌学想到的

高中语文第二册（鲁教版）《林黛玉进贾府》一文对《西江月》二词的解释是：“这两首词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的手法揭示了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教师用书》上也说“应当从正面理解贾宗玉的叛逆性格。”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西江月》二词是贾宝玉的真实写照。别的且不论，“愚顽怕读文章”确是事实。综观《红楼梦》一书，     

《诗经》"三颂"微殊之我见

《诗经》中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并且《三颂》是有区别的，故而仅根据《毛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不足以说明三颂的各自特点。姚际恒先生在《诗经通论》中已经大致说明了这一点，“《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孔氏曰：‘此特释《周颂》耳，《鲁》、《商》之颂则异与是。《商颂》虽是祭祀之歌，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大雅》、《小雅》名称源于地域考

历来说《诗》者，皆认为十五《国风》是按国别分的类，《商颂》《周颂》《鲁颂》也是如此；而对《大雅》《小雅》则另有说法．总之认为不是按地域来划分的类别。本文认为．＂综观《诗》的分别，可以发现它们应该是以地域为依据而划分的类别。在上古语言中，＂雅＂与＂夏＂相通．或互相连续．如“雅夏”．因此．这就是现在的“亚细亚”一词的来源。“大夏”就是《大雅》．“大夏”也就是“古希腊”．“小亚细亚”就是《小雅》。周武王前的西周．面对中原．背靠大夏，成为堪称中西合璧的广袤侯国。建立西周王朝后．很注意“采八方之音”．广泛搜集各地乐章．“大夏”和“小亚细亚”一带的音乐．对他们并不陌生．这就是在《诗》中出现《大雅》和《小雅》的历史背景。所以．正如同十五《国风》、三《颂》一样．《大雅》《小雅》名称也是源于地域而分的类。     

片鳞只爪 文采毕现——例谈《史记》虚词的运用特色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然说司马迁“恨私心不尽”，其实质上写《史记》的目的还在于“鄙没世”，使得“文采不表于后”。     

人教版初六册注释辨正三则

一、关于“吴会”人教版初中语文第六册(2002年12月第一版)第22课《隆中对》中有个这样的句子:“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其中的“吴会”一词,课文下面的注释是这样的:“[吴会(gui)]     

夏《九歌》之性质新探

褚斌杰先生说：“考察一下屈原以前那些所谓《九歌》的内容和性质，弄清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现在屈原作品的理解、定性和评价。”这是很正确的。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夏朝《九歌》的意义所在。李嘉言说：“可知《大荒西经》‘启上三嫔于天’，《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与男女荒淫之事有关。启因荒淫得《九歌》于天上，复藉《九歌》荒淫于地下，则启之《九歌》，必系淫靡之乐，可以断言。”此外，如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陈子展、汤炳正、马茂元、褚斌杰、金开诚等现、当代楚辞研究大家都秉持着这样的观点。     

“中原”注为“原野”辨

高中语文《勾践灭吴》一课的注释将“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的“中原”讲作“这里指原野”。而《辞源》《辞海》也有把类似情况的“中原”解释为“原野”的。这种解释值得商榷：一是未释构成成分；二是未释语法结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原”讲作“原野”，而“中”是方位名词。方位名词“中”放在名词之前，这是古汉语中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故“中原”应该讲作“原中”，即“原野中”。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5、6期)一文，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否定这一史实，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实在“背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