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对桐城派后期文风的修正

曾国藩对后期桐城派空洞的文风和树立门户之见的流弊进行批判,并改变自方苞以来桐城派只重视唐宋散文的阅读习惯,广泛涉猎秦汉、魏晋文章,把骈文与辞赋的写作经验引入创作之中,注意修辞与声调的运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洁的单调贫乏之弊;他还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理论,在遵从"道统"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后期桐城文风进行了修正,并获得了成功。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变革与超越

曾国藩师法桐城,又处处超越桐城.为了追求"澄清无滓"的雅洁文风,方苞反对其他文体对古文的侵犯.曾氏把骈文与辞赋引入创作之中,一改桐城文的单调贫乏.曾国藩倡导"气盛"文学理论,要求作雄奇之文,矫正桐城派柔弱之弊.适应朝代剧变的需要,变革姚鼐主张、增添"经济之学".曾国藩的种种变革,达到了"中兴桐城"之宗旨.     

桐城派文论对朱光潜的影响

桐城派文论把理想人性中的道德生命情调视为文学表现的本质内容和文学之美的根本显现。朱光潜继承和发展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主张文艺要表现对人情物理充满想象性同情的真情实感。这一文艺思想是朱光潜移情美学思想和诗境美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瑰玮俊迈诙诡恣肆--曾国藩对桐城派阳刚文风之张扬

师法韩愈雄奇之文风,是桐城派标举的一条文统.曾国藩真正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其文学理论,“阳刚”之论独具特色.首重“气盛”,从着字、造句、分段、谋篇诸多方面进行探究.曾国藩的作品,是阳刚之文成功的典范,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雄浑浩然之气,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那个剧变的社会的时代风貌.     

略论曾国藩对桐城派后期文风的修正

曾国藩对后期桐城派空洞的文风和树立门户之见的流弊进行批判,并把骈文与辞赋的写作经验引入创作,注意修辞与声调的运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洁的单调贫乏之弊;他还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理论,在遵从"道统"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后期桐城文风进行了修正,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曾国藩文论的纲、目、质

本文把曹氏文论本身作为一个有机的学科体系．且从全部中国古代文论的所时态与晚清文学思潮共时态的比较研究中，探寻到其文论的总纲——文道一统、明体达用．分目——兼收并蓄、博大圆通．和本质——实事求是、识时达变，从而为之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糸。曹氏古文观既适应了文学观念自身演进的需要，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他为挽回传统文化日趋衰落的败势而采取的开放宏阔的眼光、圆滑通变的态度和文以致用的方略，既是对封建文化与文学所进行的一种自觉总结的表现，更是他在中国社会面临变革的历史关头，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与文化代言人自觉为本阶级政治与文化利益寻求出路和发展机会的产物，显示出深刻的现实基础与深远的历史渊源，不可一概加以否定。     

从"行文留心一圆字"看曾国藩文论的兼容性

从“情理并包”、“奇倔与恬淡相融”、“骈散相通”三个方面阐述了曾国藩文论的兼容性，并探讨其文论圆融、通达的原因。     

从《古文辞类纂》到《经史百家杂钞》——论曾国藩与桐城派的承传关系

曾国藩祖于桐城,文风却与桐城迥异,究其因,在曾氏之审美观,桐城论文恶骈俪、以质实为美,曾氏法汉赋、尚声律藻饰.论者多拈出曾氏经济说以别桐城,然质曾氏经济之实,在重文章艺术--与桐城一脉,而非内圣外王、文章内容.唯美的而非唯实的文章观念与曾国藩作为政治家的身份似相悖,其实不然,经济文章,正在其艺术,以文道论,唯美正是唯实.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对桐城派没有整体研究,多为片语短章的批评,1923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代表他对桐城派最系统最全面之评价。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中了"文以载道"的毒,但最大长处是使文章做得通顺,所以在当时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即便是桐城派末期,也并非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革新,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做预备,可以说桐城派文章是古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     

曾国藩与桐城文人

出于文学情结和政治需要,曾国藩利用桐城派这面旗帜招揽天下英才,为其政治利益服务,表现出对桐城文人特别关爱和培养,赢得桐城文人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桐城文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振兴桐城派三祖的文学事业,也必须追随曾国藩,借助其声望,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看重桐城文人,桐城文人愿为曾氏效力,成为历史的必然。     

关于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思考

桐城是桐城派故里、黄梅戏之乡,文化底蕴深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桐城经济发展的新“着力点”。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要在充分认识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统一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改善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环境,建设开放有序的民俗文化市场,形成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产业的目标,通过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立足特色,打造品牌,培养人才,建设阵地,扶持民俗文化企业等策略,推动桐城民俗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和谐地发展,最终实现“文化大市”到“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     

曾国藩与湘乡派之论析

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周围荟萃四大弟子与近百人作家,号称湘乡派,应运时代需要而生。《欧阳生文集序》是湘乡派创建的宣言书,它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理论,添加“经济”之学,发挥文学社会功效。曾氏死后,湘乡派在五四运动口诛笔伐中销声匿迹。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历史评析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家庭教育思想继承了儒家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孝悌、立志、重教、勤俭等许多精华思想,但也存在浓厚的封建宗法意识。由于曾国藩的个人经历和所处封建末世的时代特点,他在家庭教育中“匡时救世”和“持盈保泰”、“明哲保家”的思想是并存的。实事求是地评析其家庭教育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家庭教育仍具有积极意义。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人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当代中国文论转型的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带动了当代中国论的转型，由于研究同样身处转型过程而使研究带有了处身性特征。处于知识困境中的转型论所处身的写作状态赋予“论”二字以新的内涵，因此使转型期论研究在学科新建、思想立场、关注对象等方面发生变化。促进转型论发展可能的方向之一是使它再次自觉承担起塑造民族精神的职责，在化全球化中为无法同化的信仰价值层面提供新的容身之所。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姚鼐、曾国藩的两篇序文看其文学宗派的自觉意识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转引程晋芳、周永年二人的一句话,程、周二人或为戏言,姚鼐却借来为自己创建桐城派张目。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接着这句话后,更是宣称"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曾二人的序文作为为桐城派树旗和扬旗的宣言,充分体现了桐城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对桐城派的形成和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桐城派形成原因之我见

关于桐城派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从客观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环境谈起,兼及桐城先辈的历史贡献为积淀,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为动因,外围作家的主动汇聚为条件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以说明桐城派的诞生绝非单纯的某个原因所致,而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桐城派区域性繁荣现象成因初探

桐城派先由桐城一地产生,逐步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在长期的流衍传播过程中,桐城古文一方面突破了桐城地域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在一些新的区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繁荣局面。探讨这种区域性繁荣现象的形成原因,对于研究桐城派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