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怎么过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逢像“元旦”、“五一”、“国庆”之类的重大节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日报,便会不约而同地自行放假过节。其间,报纸不是减版,就是干脆不出。如今年“五一”,某中央大报由原来的8版减至4版;一家省报此日照常,但5月2日却由原来的4版减少为2版;一家市报有报,但却在一版登了一个小启:本报职工“五一”休假,2日无报。这三种报纸,都是手头碰到的,还有无类似情况,不得而知。     

城市导报真诚待作者

我不时给上海的城市导报投稿,深深感到这家报社待我们这些通讯员可够真诚的。首先,凡有稿件被采用,样报一次不漏地寄给作者,而且稿费也不会姗姗来迟。我写的一篇不到200字的小稿子去年10月21日该报首版“信息集纳”专栏刊用,黄准     

宏观背景下看报纸讨论栏目

“读者讨论”是报纸进行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我们“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的鲜明体现。最近一段时间,报纸上的读者讨论有了新的发展:原来是偶一为之,现在办成了定期专栏,讨论话题也海阔天空,上自国家政策,下到生活小事无所不包。版位也越来越重要:原来一般是放在“读者来信”之类的群工版,如今许多讨论也堂而皇之走上头版。拿上海几家报纸来说:《解放日报》在双休特刊上展开了“大哥大应不应当进入校园”的讨论;《人民日报·华东     

要有一双一点五的眼睛——人物釆写初探之五

“这是她吗?” 1985年初秋的一个早上,我在巩县宾馆的大厅里仔细打量着一位“古代女子”。她二十多岁,身着明代服装,斜靠在沙发里,脸庞清瘦而苍白,淡淡的油彩,弯弯的细眉,双目微合,安然入睡。从那脸庞,那鼻梁,我认出了,就是她!电影演员洪学敏。我也立即进入“角色”——拿出采访本。可是推推她,她翻了个身,嘴里喃喃说:“累死了。”又困然睡去。她拍《海之恋》时那样丰满,现在怎么这样消瘦?没待我问,她又被叫上车拍外景走了,直到深夜未回。这是她在电视连续剧《红娘子》中扮演红娘子,来到巩县拍外景,紧张     

美丽女"酒托",宰你简直没商量

手指在键盘间跳跃,心情在屏幕上诉说,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在虚拟世界里找人谈心……如今,交网友,通电话,约见面,成了一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时尚”,孰不知,这其中“陷阱”多多。网友竟是“酒托”在沈阳一所高校读大三的侯磊(化名),向记者讲述了他第一次见网友的“惨痛”经历。“去年冬天我交到了一个女网友,视频上的她挺漂亮,我们谈得也挺好。在网上互留了电话号码后,我们偶尔通电话聊天。她说自己大专刚毕业,在一家药房工作。有一天傍晚她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我很兴奋。半个小时后,我和她见面了。”“我有些失…     

与书同行到未来

二十一世纪的日子如期而至。 对她的如期而至,我和我的工作伙伴们有着一种类似“到家”的特殊感觉,以至我们也会把2001年1月1日当作一种好像“进门”的时刻——这种走向一个二十一世纪家园的亲切感,的确充满在我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我们选择了她,她也会爱我们。这一个日子,对我们有激励和自许的意义,所以,我曾这样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好运与成功的时代标志!”我们为此而奋斗至今。 如果她是一个女郎,我要献给她的,是一本书。     

曹安路,回家的路

<正>这条路,一头连着上海最大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另一头连着上海的西大门——安亭,所以叫曹安路,是这座城市最长的路之一。时过境迁,几番改建,如今它不再通往曹杨新村,曹安路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母亲的嫁妆是从这条路送走的。那是1981年的秋天,当时母亲还在安徽一家县级医院当医生。外公外婆执意要她先回上海,从上海的家中出嫁。外公说,嫁的是上海姑娘,不是安徽姑娘。一辆十吨的解放牌卡车披红挂彩,装得满满当当:樟木箱、梳妆台、衣橱、骆     

“漫画吧主”玩出50万

随着《涩女郎》、《向左走，向右走》的风靡全国，深感职场压力大的都市人，渐渐发现了漫画轻松幽默而又充满智慧的独特魅力。如今在香港和上海等城市，成人看漫画已经演变为一种阅读时尚．在美国和日本，最迷恋漫画的群体早已不是孩子，而是成人!一位洛阳女孩从中发现商机，开办了北京第一家“成人漫画吧”，没想到一下就“火”了起来，如今月利润高达2万元以上！她是怎样成功的？[编按]     

感觉陈祖芬——读《让我糊涂一回》

乍看到陈祖芬的《让我糊涂一回》(河北教育版“红罂粟丛书”之一种)的书名,着实令我莫名其糊涂了。这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抑或其他?待读过了一篇又一篇,才明白无误地确认这是一部随笔。心想以写报告文学著称的女作家陈祖芬,何时舍弃了心中所爱而移情别处?其实怪我孤陋寡闻,这已是她的第二本随笔集了。初识陈祖芬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在报章上看到的一篇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十几年过去了,这篇文章仍记忆犹新。主人公是一个留德的知识分子,当他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毅然决然抛弃了在德国的优裕生活,忍痛与德国妻子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和一吨重的书籍回到了祖国。但在“文革”中,这个内燃     

忍耐的收获——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采访

我在《大公报》工作了几十年,开始是外勤记者,要说“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我得举出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初期,我匹马单枪去访问我军最高司令部这件事。当时经过无数折腾,我都出以最大的耐心,终于遇到了好机会,结果在8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一篇《司令部中》的“独家”特写,虽然曾被新闻检查所检扣了许多内容。     

总编辑与贫困户

“张总编,我又一次流着泪给您写信了。第一次流着泪写信是因为我无法生活下去了,而这次流泪,是因为我太激动了……” 这是我们近日在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孙楼村见到刘洪娟时,她让我们给《沧州日报》总编辑张法治同志捎来的信。而且,她特意请求我们要登在报纸上,以对张总编及所有关心她家的人表     

编辑絮语

一次,邻居出远差,在将门钥匙留给我的同时,也将替她浇花的任务交给了我。对我来说,这是个很艰巨的差使。因为我们家的花都是因忘记浇水而与世永别的。但我还是很在意邻居的嘱托,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她家解决那几盆花的喝水问题。不知怎的,十几天下来,那花开始无精打采,费力搬到有阳光的地方晒,还是蔫蔫的。我茫茫然不知所措。待邻居归来,查看了花盆里的水分,说:“水太多,根沤了。"     

要善于“套近乎”

“套近乎”一词不乏有些贬义,但在采访中,它还挺管用。初学采访时,我不善于“套近乎”一找到采访对象,掏出本子就提问。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1980年,我参加地方新闻集训班。在上采访课时,老师给我们讲斯诺夫人海伦·福士德·斯诺的采访经验,使我深受启示:1937年4月,她第一次到延安去找毛主席采访,一见面就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毛主席说:“我早就从这张照片中认识你了。这是斯诺给你照的。”这样一“套近乎”,使她和毛主席象老朋友似地交谈起来。1978年,她在西安采访王震,见面就说:“我记得我们俩是同年的。我在延安的时候是28岁,现在72岁了,你是不是72岁呢?”又是一个“套近乎”,不仅把她和王震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而且一下就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沿江行——广播宣传的一次突破

1992年9月30日,“沿江行”大型报道活动圆满结束。这是一次由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经济广播电台、金陵之声广播电台和上海浦江之声广播电台联合组织的采访实践。他们从上海浦东到南京浦口,湘江而上,一路采访了苏州、     

“广告皇后”——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告部经理唐可爱

她,摘取了“广告皇后”的桂冠上海出了个“广告皇后”,她就是唐可爱。唐可爱摘取这项桂冠已有9年之久。回顾这段人生历程,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一言难尽。当人们称她“广告皇后”的时候,她说:“这给了我幸福,也给了我痛苦!”她当上广告员,真是阴差阳错的事。唐可爱酷爱的是艺术。直到如今,她回忆起那一段缤纷灿烂的演员生活,脸上总是浮现出甜蜜的笑意。16岁那年永远使她难忘。这一天唐可爱兴奋极了,圆圆的脸蛋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辐射出少女的喜悦,一对活泼的短辫在脑后跳荡着,她跳跳蹦蹦地穿过车水马龙的外滩,满怀憧憬     

继往开来 奋勇跨越

在筹备报庆的日子,我常在窗前,凝神看我们院里那颗大树,这颗有“阜新杨树王”美誉的大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我总感觉这是我们阜新日报的生命之树。我们报社何尝不是这样？一粒种子历经六十年的春秋,如今,她已是参天大树了!     

一篇弄巧成拙的报道

四年前,我正在部队任专职新闻报道员。 1986年8月1日,一家省报第二版采用了我的一篇通讯《军人的未婚妻》,看到样报后,我心里很高兴。写这篇稿子,我是从一位老乡那了解到的。起初,他告诉我,在他回陕西探家时,一位同乡好友(也在部队服役)的未婚妻冲破世俗偏见,因未婚夫家庭劳力缺乏,她毅然到男方家,帮他家干活。姑娘的一片痴情,换来的却是一盆冷水。未婚夫最终嫌她个矮,眼睛小,执意和她“吹”了。     

略论“周末版现象”

1992年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闻现象——“周末版现象”。1993年春,“周末版现象”蓬勃发展,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格局。本文所说的“周末版”是广义的概念,包括周末版、星期刊、月末版、扩大版。一两家报纸办周末版不能称为“现象”,许多家报纸在一段时间内都办周末版、星期刊、月末版、扩大版,才能称为“周末版现象”。这使我想起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咏雪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人格侮辱还是国际惯例?正当批评还是批评失当?一封保姆来信报道后的思考

最近,上海一位名叫韩国英的保姆投书新民晚报,述说了她在古北新区太阳广场遭受歧视的经历,由此在上海产生强烈反响,同时也在新闻界引发了一场讨论。一封来信令人震惊12月初,韩国英给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民晚报写来一封信,信中称;“我在古北新区太阳广场日本籍居民松木先生家从事涉外家政……11月8日这天,当我赶到太阳广场准备到松木先生家工作时,在大门口却被保安拦住,被告知：保姆只能从地下室进出。我虽然从事家政职业,但是我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挣钱。外方雇主也很尊重我的工作。可如今在太阳广场工作的保安同胞眼里,像…     

当新闻伦理遭遇自恋和矫情

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让2015年的元旦变得特别沉重，相关的新闻报道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新华社提出的我们的城市管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惨剧发生后，有复旦大学学生指责媒体“为何独独具体报道复旦女孩这一名学生？”“不仅仅碾压了作为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更是将她亲人的伤疤血淋淋地揭露在了众人的面前，供大家评论、指点”，甚至要求遇难者家属不要接受采访。而一些媒体立即开始了反击，“你们可真是太矫情了”--这是媒体一方据理力争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白话式的“金句”。元旦过后，我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中参与了“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还是消费灾难”的讨论。我们没有人为地设置正反方，于是，一边倒出现了--没有人支持媒体“二次伤害”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