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陈郡谢氏家族与六朝文学声韵

自晋至陈,陈郡谢氏家族的诗歌创作越来越讲求节奏、音调、韵律等声韵之美,为我国六朝时期文学声韵的发现与认识作出了积极贡献.陈郡谢氏子弟普遍爱好音乐,具有音乐艺术的良好修养.谢氏子弟对文学声韵的发现、认识,以及在文学创作中对声韵知识的探索、实践,与谢氏家族妙善音乐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

陈郡谢氏是东晋一门久盛不衰的高等士族。在谢氏发迹史中，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它从东晋众多大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谢尚刺豫成功并非易事，其间经历过诸多的艰苦争夺。至于，名士谢安屡召不仕的背景，则极为复杂。除借助清谈以提高门户声誉、开拓东土以巩固家族生存基础外，士林给予他的舆论压力也不可轻觑。谢氏家族在抗御前秦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地处上游的桓氏家族积极开辟西部战场，牵制敌人精锐的战略配合，淝水之战的迅速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儒道佛的僧侣体系比较与现代启示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承创新,多种文化圆融共生,儒道佛乃是其主体。然各教信众层次不一,儒有圣贤,道有真人道长,僧有沙弥比丘,他们各守其道,依其道行及所授戒律而分层。各教修行法门亦有千秋,儒教克己灭欲,道教内丹外丹,佛教八道六度,渐行修法。三教共生互通,入教简单,管理规范,主张内外兼修,劝善嫉恶,对个人德行修养、社会和谐具有借鉴意义。     

论宗炳的佛教信仰与绘画理论

宗炳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具有深厚的佛学修养,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对中国山水画的基本特质、规范颇有建树。宗炳的绘画理论和佛教理论印证了其艺术家与佛教信徒双重身份之间关系密切,对其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影响深远。     

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

陈郡谢氏本非高门 ,过江后数十年却迅速攀升为东晋一流大族 ,这与陈郡谢氏在江左的地域选择有密切关系。陈郡谢氏家族的地域选择 ,无论是家居地抑或仕宦地 ,都对陈郡谢氏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当这种有力的地域支持不复存在时 ,陈郡谢氏便很快衰落了下去。     

参得文学底上禅——论许地山的佛理文学观

许地山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而且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一篇《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用佛理参文理,堪称独特。     

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唐代世风及柳宗元一生活动的考察，认为柳宗元与佛教徒交往，替他们撰写各种文字，都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世俗功利目的的，是求自闻、求自适、助教化，而并非仅痴述佛教教义、仪式，柳宗元好佛的目的主要是用佛。     

论王维的佛教诗创作特点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往往渗透出禅意、禅趣,以诗悟禅,以禅证诗,将流连山水,睹物忘返之乐与恬淡充盈,顿悟成佛之趣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创作出了为数众多的佛教诗,开创了初盛唐时期禅理与诗歌相结合,互为阐发的传统,以诗喻佛,形象生动,妙趣横生;以禅证诗,立意深远,品味隽永。     

六朝陈郡谢氏世系、郡望及迁居考论

在六朝的300余年间,陈郡谢氏自谢衡至谢靖前后凡10余代,世系绵长,子孙繁盛;陈郡谢氏的祖籍陈留阳夏,行政区划几经变更,最后在永嘉之乱中沦陷;之后,谢氏侨居江东,以建康和会稽为两个重要据点发展家族势力,很快成为一流的门阀世族.     

简论陈郡谢氏家族在南朝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

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不但在当时的政治上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涌现出了许多著名文人。该家族对南朝文学的贡献主要在诗歌上,尤其体现在对元嘉体诗歌和永明体诗歌的推动上。该家族之所以能对南朝诗歌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其原因大致有三: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家族中良好的文学氛围,在文学上勇于创新的家族传统。     

从佛教内道场看宋朝的政教关系

所谓佛教内道场,是指皇宫内举行佛教祈祷活动。宋朝虽以重文崇儒著称,但除个别时期（如宋徽宗崇道抑佛）外,对佛教大抵采取尊崇态度,皇宫内时常举行各种类型的道场。宋朝举行内道场的缘由主要有：祈雨、祈睛、祈丰收,统治者病危祈复康,统治者死丧祈超升,为统治者祝寿,为国祈福等。内道场没有固定举行地点,但有些宫殿较经常地成为举行道场之处,皇宫内有些设施则专门是为佛教而兴建的。呐道场的内容带有很强的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僧人也以能赴内道场为荣。这些情况反映了政教关系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封建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为维护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徒也逐渐认识到,为社会、为国家、为政治服务对于维持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前提。一些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宗教人士,他们由于以特殊的方式为社会、为国家、为政治服务,已有向职业化演变的趋向。     

佛教教义与寺僧经商

佛教原始教义是不允许寺僧经商的,但寺僧经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二者存在矛盾。随着社会的演进,佛教世俗化趋势逐渐加强,二者之间矛盾越来越小。     

《头陀寺碑文》的佛理及其表达策略

<头陀寺碑文>作为建筑碑文的典型作品,在形式结构上具有范式意义.作为佛教建筑的碑文,它对佛教教义的阐述以大乘佛教尤其是中观派为核心,反映了至南齐为止佛教在我国的接受概貌.佛道两家在最高哲学范畴上的神圣化和神秘化、修炼与修持方法上对语言作用的全盘否定态度的共通性,使作者有意识地用道家理念阐述佛教义理.     

虽作头陀不解禅——清初遗民诗人归庄与佛教

明遗民逃禅是清初思想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独特化景观的形成，以晚明以来禅宗的风靡、禅悦之风的兴盛为铺垫，以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变革为契机。在这批遗民僧中，归庄是一个典型，“亦僧亦儒”的生活对诗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尽管“虽作头陀不解禅”但这极不情愿的皈依，不仅给佛国世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使儒学获得了渗入佛学的最佳心理氛围与心理基础，使中国佛教思想化史上长达千余年的儒释融合达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而且使佛教与人士大夫的关系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佛教与文学:《命命鸟》中的对话叙述

许地山的处女作《命命鸟》从小说创作来看,颇具小说艺术的实验性。小说本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存在着小说本文之外的潜在文本,以独特的角度将佛教与文学在一个叙事文本中加以融合,并在小说叙事行进中,呈现出两种独立存在而又相互对话的不同声音在叙述。这是作者最具有小说叙述探索性的作品,在当时作家群中别具一格。     

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与游戏精神的关系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精神之一,它对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应保持孩子式的游戏性心理,少一些道学气的说教,而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体的心理依据有文化原型的积淀、童年经验、创作思维等。在大力张扬游戏精神的过程中也要避免纯粹“快乐主义”的倾向,同时要特别注意游戏精神和教育主义的关系．应打破那种认为二者绝对对抗的认识,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两方面来手求二者的协调发展,推动儿童文学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并获得广阔的创作空间。     

黄山谷的书法与禅

在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美学思想上受禅宗影响至深，并第一个自觉地援禅入书、以禅喻书的书家是我国北宋名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综观其创作特点、书论思想及学书过程，无不凸现着禅的痕迹。     

论王庭珪与佛教之关系

王庭珪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文学家。王庭珪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一、王庭珪对佛教的接受;二、佛教对王庭珪的深远影响。两者的关系是宋代文人与僧人互相学习和影响的典型。     

澄怀观道隐逸人格--亦儒亦道亦佛的山水情结

山水画的本体价值，就在于它是特殊情感的隐逸文化，犹如一面三棱镜，折射出儒道佛思想多元统一的中国文化特性。     

从早期日本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看其特点

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作为体系完备的宗教信仰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思想。早期佛教经历了四个阶段：初传日本受到排斥;推古朝时期受到圣德太子的扶植,三论宗与成实宗在此时传入;大化改新后异常兴隆,法相宗和俱舍宗传入;奈良时期臻于鼎盛,华严宗和律宗传入。奈良末期,佛教由盛转衰;平安时期,政教分离。早期佛教具有政治佛教和神佛习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