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的民主走向

自官僚制诞生以来,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或支持或反对,或维护或批判。纵观众学者对现代官僚制的批评,主要是由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对官僚制的＂低效率＂进行批评;另一条则是从民主的角度来对现代官僚制的民主价值进行批评。本文将以民主为线索,对西方理性官僚制的民主走向进行梳理。     

民主行政的一种可行路径:代表性官僚制

作为对现代行政国家与代议制政府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冲尝试,代表性官僚制对民主行政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民主行政模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摒弃官僚制,而是对官僚制的反思与完善。代表性官僚制所赖以维持的主动代表与被动代表机制,对于贯彻落实民主行政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理性官僚制民主困境的自我救赎

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一条中间道路。     

民主行政——跨越官僚制的变革

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由于自身蕴含的矛盾和缺陷,在二战后受到了人们的批判。新公共行政学派为了克服官僚制的制度性的不足提出了民主行政的理论,但是由于民主行政理论的自身缺陷以及官僚制模式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没有完全的消除掉,民主行政成为一种独立、普适的行政模式变得不太可能,它只能作为传统官僚制的纠错机制而存在。因此,在进行行政改革的时候,就要实现二者的兼容、互补,不能把二者看成两个相互排斥的行政范式。     

论官僚制条件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

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衰落乃至丧失是现代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 ,在造成这种信任危机的众多原因中 ,官僚制是最根本的原因。官僚制在 2 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缺陷 ,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希望能够实现对官僚制的扬弃 ,但是却始终不能超越官僚制。改善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 ,有必要反思官僚制的弊端并寻求新的制度设计方案来取代官僚制。     

官僚制与伦理道德

官僚制组织理论只注重了工具理性的原则，而忽视了其中应该包含的价值因素，成了现代社会所有政府失灵问题的根源。文章分析了伦理价值在官僚制组织中的作用，探讨了我国如何加强官僚制中的伦理价值问题。     

中西官僚制论域——关于中国官僚制进与退的思考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官僚制传统,沿袭至今已经衍生了官僚主义倾向,导致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不仅损害社会公平,而且危害社会稳定。而西方倡导的韦伯式理性官僚制带给了西方国家在那个特定发展阶段以突飞猛进的进步,中国是否要反思,我们的官僚制传统历史悠久。为何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效果？这两种官僚制之间究竞有哪些本质的不同？而在现阶段西方国家在理性官僚制基础上高度发展以后,开始对官僚制进行批判反思,是否在我国现在还未进入如西方国家一样高度的发展阶段时摒弃官僚制？文章力图分析两种官僚制,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中国官僚制的前景作一探析。     

官僚制与中国公共行政变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官僚制变革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都在进行着对原有的理想型官僚制组织模式的修补、替代与超越。面对这样的国际行政改革环境,我国的官僚制行政改革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西方各国的官僚制改革的实践证明:行政环境是选择公共管理模式必须考虑的前提因素。因此,中国的行政模式改革也必须将中国的行政环境列入考虑前提。文章通过对中国行政环境的分析,得出理想型官僚制的深化与多元模式并存是中国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这一结论。     

韦伯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差异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诞生于“封建之废,周衰之日”的战国时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衍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体系,甚至对现今中国官僚制度的性格构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科层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之间差异的理论性阐释,能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合理路径和现实选择。     

官僚制的适用性分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官僚制是马克斯·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产生于20世纪初,应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工业化之要求,被广泛采用。当代社会,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官僚制也因此受到诸多挑战,但官僚制仍是当代社会公共行政的合理选择。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官僚制发展不足。正由于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对我国的官僚制进行完善和创新,     

儒家学说与现代民主关系探析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能否发展出现代民主问题持肯定态度,但事实上儒学并没有导引出现代民主。传统社会并没有提供民主生发所需要的阶级对立、个人个性自觉等条件,而传统的儒学理论体系也阻碍了这些条件的形成。从理论上讲,儒学具备可为现代民主所利用的资源,通过对儒学理论的更新和转化完全可以开发出现代民主,现代社会也完全可以从儒家学说那里吸收建设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养料。这是传统儒学的新生,也是现代民主的幸事。     

试论科学发展观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为党加强自身建设和党员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党领导国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抓好党内民主建设,是促进党建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和保证,也是发展人民民主、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和保证.发展党内民主,是科学发展观对党建工作的客观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党领导国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试从以上几个"要求"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与党内民主的关系进行探讨.     

自治与民主关系问题之评析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民主自治这一新理论,他们大都指出我国的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但很少有人能把民主与自治的理念和关系进行合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实质上,自治是趋向于民主的,它和直接民主、间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等一样,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要更接近于民主,而民主则只不过是民主制度的评估工具或理想蓝图。     

试论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

公民政治权利随民主政治的进步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公民政治权利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公民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题中之义,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农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研究

对美国与英国农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比较研究表明，由于自身国情和所处国际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各国农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不尽相同。通过数量模型的建立与运行结果的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发展对城市化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国城市化对农业发展也具有反向推动作用。农村－小城镇－城市是我国城市化的脉络。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注重城与乡的协调发展，这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认识

关于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工业化引起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使国民经济进入更有效率的轨道。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业投资不能无节制地进行,否则将招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经济发展应该通过非工业化的方式来实现。两种观点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     

略论绿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联

绿色发展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绿色发展,是人的一种超越黑色发展的新型发展方式,也是人的一种指向长远未来的发展方式,符合人的自由、协调、发展的理想。因此,绿色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     

简论人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其实质是追求基本素质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是在基本素质全面发展基础上爱好特长的和谐发展。个性发展应符合人类基本价值准则，个性发展不等于背离集体，不等于个人主义。全面发展不等于平均发展，不等于不要个性。教育实践中，应当在基本素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个性。同时以个性的和谐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