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治理甘青藏区的政治军事政策

甘青藏区,是藏族和中原、北方草原地区交往的交通要道,历代中央王朝对该区治理十分重视。明朝,为防止蒙藏联合,在甘青藏区建立了军事卫所并实行土流参治的行政设置。这一政策,不仅加强了中央对甘青藏区的控制,亦促进了甘青藏区的发展及民族融合。     

明代南丹卫建制初探

为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明初政治局势的需要,明朝廷沿袭旧制,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臣服,加强国家统治,确保明朝中央集权制的施行,明朝廷在广西各土司管辖之地建立“三司机构”,建立卫所军事制度进行管辖。结合相关史料就广西南丹卫的建立缘由、建制、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论明朝在乌蒙山地区的设治

在元朝于乌蒙山地区初步设置政区的基础上,明朝强化了对乌蒙山地区政区的控制。随着明朝建立贵州布政司,以军事控制为主要目的对乌蒙山地区进行三省分治的格局,在明代继续得到强化。     

试论明嘉靖“两省会勘”对木氏土司东拓的影响

明代以来,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而进入滇西北区域,并逐渐占领了永宁府和盐井卫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引发了连年的战争与纷争。1436年开始,明王朝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但一直未对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原因在于历代木氏土司通过多年的“诚心报国”获得了明王朝的信任与支持,使明代木氏土司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政治权利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明朝的角度来看,在土司统治地区,只有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才能行使土司权力,通过这种土司制度使地方与中央朝廷取得有机联系,地方土司正是利用了这种制度向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明代关于藏族地区朝贡定例的原因与过程

明朝建立后,随着藏族地区僧俗首领的归附、朝贡,中央政府逐渐享有了对藏族地区的主权,便开始有意识的规范藏族地区朝贡的各种礼仪,主要包括朝觐礼节、朝贡的规模、朝贡周期、赏赐品的数量及种类和贡道等内容。这些内容从开始制定到修改、完善是根据藏族地区朝贡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一直贯穿明王朝的始终。     

明朝的驿传制度及其弊端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的驿传制度,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规模上看,明朝的驿传虽然不及元朝驿传横跨亚、欧两洲那样宏伟,但在其规划营造与组织管理上则要比元朝略胜一筹。明朝的前期,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较好,驿传的各种规章尚能顺利执行,所以当时的驿传制度还是比较先进的。进入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的衰败,驿传制度也“沿久弊生,扰滥滋甚”,逐步遭到了破坏。     

“西宁十三族”考

“西宁十三族”是明初归降于西宁卫的十三个大的藏族部落,其下又可分为几十个小的部落。他们是西宁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朝统治者安抚、笼络的主要对象。明朝中叶起,蒙古族大批进入青海,控制、肆掠藏族部落,十三族亦遭蹂躏并开始分化,到崇祯年问已分为三十八族。本文通过运用有关历史资料,分析了“西宁十三族”的形成,明朝政府对藏族部落的管理以及“西宁十三族”的分化,试作为对安多藏族部落史研究的一点补充。     

李东阳和"楚地三杰"

明朝中叶,湖南人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被称为“楚地三杰”。他们都是朝廷重臣,大权在握,对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社会的安定,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究明朝的历史,研究明代湖南人才,就必须了解“楚地三杰”。     

政府行为对明代山东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农田水利建设为视角

政府行为对地区农业发展影响极大，其作用至关重要。明代，由于中央政权对自身在各地农业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承担的责任认识不足，为了朝廷利益在山东地区实行片面“保运”、忽视农田水利的政策和举措，加之山东各级地方政府总体而言同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山东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滞后，进而严重限制了农业的深入发展。而片面“保运”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失当，更给相关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包含了明朝对国家基本认识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疆域观。明朝国家基本认识以明初＂中国＂一词演进为含括我国历代王朝疆域范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通称,在此基础上肯定元朝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正统的延续,认为元朝继承历代王朝发展形成了＂中国封疆＂,在此疆域内各民族活动的区域均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在治理西南边疆和正确处置麓川势力扩张引发西南边疆危机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践,从而实现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