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叶事件”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夕,正值党提倡大鸣大放的时候,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即所谓“左叶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伏罗希洛夫由我国领导人陪同参观农业展览会。由当时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担任向导,并负责维持秩序。那天去的人多,去的记者也多,因此在采访、摄影中发生了拥挤现象。左叶感到紧张,有点急躁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摄影师韩德福拉了他一下,要他闪开些以便拍照。左叶当即发了火,问:“你要干什么?”韩答:“我要干工作!”左接着说:“是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再挤就让你们滚出去!”。这种在外事场合、国宾面前发生的争吵,造成了不良影响。事后,中国青年报一位在场参加采访的记     

上图讲座

尊敬的、亲爱的上海的观众和读者朋友们,下午好!很高兴、很荣幸应上海图书馆的邀请,今天下午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感谢上海的朋友们!我今天演讲的题日,如题板所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生存发展都是与这个文化密切相关的。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就不能了解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就很难把自已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今天要来给大家讲这样一个题目。我们马上要血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或行说,什么是中国文化?当然,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文化。文化学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大约有两三百条,今天下午如果我来讲这些定义的话,恐怕要走掉三分之二的听众,我还是来讲一个故事吧。有四个人去咖啡厅喝咖啡,发现杯子里有一个苍蝇。第一个发现的是英国人,他站起来,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压在杯子下面,就走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咖啡里有苍蝇是不能喝的,他肯定也很愤怒,但他是绅士,不能发怒,于是就用付钱但不喝咖啡的方式来表示抗议。第二个发现的是日本人,他勃然大怒,“八格牙鲁!”再把服务员叫来,“你的什么的干活!苍蝇的有!你们懂不懂管理啊,还想发展?”很是愤怒。因为日本人做事很耥致,很到位,不允许出现这种状况的。第三个发现的是美国人。他笑了,用手指一勾,把那个服务员叫了过来,“不错啊,咖啡里还有苍蝇啊,不过在我们美国咖啡不是这样上的,我们是先端上来’一杯咖啡,再端上来一罐牛奶,再端上来一小碟方糖,再端上来一小碟苍蝇,我们想放多少放多少。”美国人有幽默感,他用这种方式表示抗议。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了,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会说,“去!把你们领导找来!”这是什么不同?这就是文化的不同,中国人是有事找领导。美国人有事找律师,比方说,两个人在路上车子相撞了,他们是不会吵架的,双方会走下车来,相互交换一下名片,然后说,请找我的律师。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的文化就是法治文化,虽然他们也不喜欢律师,美国人对于律师是一个矛盾的态度。美国有一个笑话,一对年轻人上了天堂相爱了,然后他们去找上帝,“上帝啊,我们想结婚。”上帝对他们说,“这个事情很好办,一个星期以后会有一个牧师上天堂,他可以为你们主持婚礼。”一个月之后,年轻人又来找上帝,“上帝啊,我们要离婚。”上帝说,“这就难办了,天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律师上天堂昵!”     

“给我写个检查！”

秘书:“经理,青工小梁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给报社写稿,引起了某些人的风言风语。”经理:“写稿是好事,是无可非议的嘛,怪事就是多!”“有人说他署真名实姓。”“啊,那就不好了,分明是在求名嘛!”“听说他一次就拿了十几元稿费!”“唷,还拿稿费?原来他还有求利的思想!”“那还可不可以让他写了?”“当然可以!谁说不让写?让他马上就给我写一篇!”     

巧耳听门道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在内黄县东庄镇中学工作,镇卫生院义务为教师体检中发现老教师李景文血压已高达220,劝他立即休息治疗,他却依然坚持工作。一天,几个教师凑在一块闲谈道:“李老师您高压220,真是‘带电工作’啊!”我一听,好一个活新闻!当晚写出小故事《“带电”工作》,不久就被《濮阳日报》在“新风赞”栏发表。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身边的笑语、戏言,往往有“鲜鱼”,抓住它,就能写出好新闻。 前年全国搞金融秩序整顿,我去县人行采访。谈话     

数据，金矿或者垃圾

刚接触数据分析工作,就有同事上前,一脸关切：“以后由你负责数据啦？”“嗯。”“真的啊？!”对方声音高了8度。“真的。”我有些没了底气。“真的啊？!!”对方已接近纪敏佳震碎玻璃杯子的高音。“真的。”我基本是在嗓子眼哼哼了。“我太同情你啦!!!”……虽然之前知道数据工作的繁琐,但被如此同情,还是有些心理准备不足,开始恐惧,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从"逼上梁山"谈起

搞图书馆工作,我是“半路出家”。大学毕业经过没完没了的农村锻炼,当了十四年文化局的业务干部之后,被“逼”进了图书馆这道门槛,如今十六年过去了。回首这十六年的工作历程,我心中仿佛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感慨万千!1　逼上梁山1985年的一天,天水市文化局长左峰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派我去市图书馆当副馆长,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一下子懵了。我在市文化局群众文化科工作,搞的是群众文化,对市图书馆的人和事并不陌生,但安排我去那里工作,我却一万个不愿意。原因有两点:第一、从国家机关,文化主管部门到下属事业单位去…     

年画之“村”——怀念王树村先生

春节前夕,我见到百花社的老编辑董令生,她送给我几本由她编的艺术类图书,其中有一本《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作者是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她告诉我,王老自从2003年被诊断出得了肺癌,写作编书更加勤奋,平均每年都要出版三四本书。“这老爷子简直就是拼命啊!”她感叹着,“不过,最终还是没斗过癌症,去年10月过世了,可惜啊!”我闻言,     

詹国枢的“经济人生”

《经济日报》十二年,使詹国枢对什么都喜欢“经济”一番。最近他在中国新闻学院作报告时,开头就对台下的学子说:“我投入两个小时讲课,效益如何,心里可没底啊!”他那带着老家四川西昌腔的一个“包袱”,一下子逗乐了听讲的新闻学子。 詹国枢是和新中国一起长大的,他出生在1949年10月1日前夕,所以他常常开玩笑说“我是从旧社会里走过来的啊!”是的,他经历了新中国所经历的一场场风风雨雨。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红卫兵,串联到过北京,他计算起他这些“无形资     

退稿铺成前进路

我现在担任省、市和中央10多家新闻单位的通讯员与特约记者。1986年被采用的文稿近百篇。许多年轻的朋友问我:“何以有今天?”说起来真是中药铺里的抹布——酸甜苦辣都有啊!我今年52岁,搞通讯报道工作已有30年的历史。但开始搞这一工作时,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每年写稿10篇或20篇,都如石沉大海,可谓“屡投不中”。后来写的许多稿子也被纷纷退了回来。这时我想自己充其量是个初中生,不是干这一行的“料子”,再加上听到一些冷嘲热讽,便决心“洗手”不干了。可有一次,无意中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则名人轶事:世界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约翰·克里西年轻时有感于写作,但开始向许多出版社和文学报刊投稿时,得到的却是743张退稿条。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写作。后来,他的作品终于问世了。当他到75岁逝世时,共     

“有偿新闻”有法治

不久前,有一个新闻工作者告诉我,一次他去某大公司采访一位总经理,这位老总自认为“蝗虫”又来了,便迟迟不见,让他在会客室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老总出来了,板着面孔说:“我很忙,你直说吧,要我们给多少钱?!”当时弄得他哭笑不得,连忙解释说:“我是奉命来采访的,绝不要你们一分钱!”这位老总听他这么一说,面孔顿时变了样,态度也热情了,对他说:“对不起,误解您了,我们也是被新闻界一些人搞怕了。”真是“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可见,搞“有偿新闻”严重损坏了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社会形象,败坏了党的新闻工具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爱”字当头──我的编辑生涯(上)

不久前,原冀鲁豫军区的一位老战友来看我,开头就问我离休前是什么职务,我说当编辑（因为离休前的副主编江没有正式下命令）。他忽地一怔说：“啊！怎么了,咱在冀鲁豫时你就是编辑,一直到现在未动呀！？”我说：“是啊,当编辑已经几十年了。”“你真有瘾,要我早不干了！”反过来他又说：“像你这样四五十年职务一直未动,一个劲地当编辑的,恐怕全国新闻战线也少有。”说到“瘾”,那真算是靠“瘾”,使我爱上了编辑工作这一行。如果再具体点说,这一行,就是“民兵”──民兵的宣传报道工作。的确,参加革命工作５０多年来,我除做过…     

郁闷全世界

我有一个朋友，原本极喜欢看韩剧吃韩国料理泡韩国MM，不过自从去年韩国把端午节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以后，他就一把火把家里的韩剧全部烧进了抽水马桶，从此发誓作一个愤青了。我后来查了查新闻，打电话跟他说，老兄，人家申请的好像是端午祭，和端午节好像是两回事啊。他执着地说，差不多了，韩国这两年成了文化输出大国，现在的小孩子们看到明朝的服装，就高喊“多好看的韩服啊”，我们有志青年，一定要居安思危，坚决抵制文化侵略，把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全部要回来。     

爱情算术

我一直都觉得,但凡“追求真爱”的女孩子,一定要有个理由先。梁家辉说他落魄的时候摆地摊,女友都对自己不离不弃。话说他再落魄也是拿过金像奖影帝的地摊小贩!有朋友感慨说自己弃官下海经商,女友放弃稳定工作来陪自己打拼,可这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啊!那时候下海的都是弄潮儿。你要换作现在,大学毕业放弃公务员不做,说自己要创业了……恐怕连你未来丈母娘都要被惊动,亲自出山,以收回女儿为要挟,逼你继续吃皇粮。     

总编辑要做总编工作

总编辑要做总编辑工作,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在现时的我国出版界,却出现了总编辑不做总编辑工作的现象。 某社出版了一本坏书,上级主管部门追查起来,总编辑检讨说:“啊!我还不甚清楚。” 某社,一本新书有政治性、政策性错误,问到总编辑,总编辑说:“唉!这部稿子我没有看。”     

记者爱心接力救起一个被曲解的全国典型

2007年8月16日下午,济南市天桥区北坦街道办事处新菜市街居民郑承镇给我打来电话,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今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要播出我的事迹了,你到时候可别忘了收看！”说着说着,郑承镇不由感慨起来：“唉!这么多年来,不容易啊！我能有今天这一步,都多亏了你啊！”听了郑承镇的这句话,一直跟踪采访报道郑承镇达7年之久的我也不由感慨万千,     

心灵挣扎10年：贫穷夫妻终还4万元巨款

2006年5月25日，家住吉林省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的苏庆财夫妇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听着他说话的声音，看着那张熟悉的脸，苏庆财一眼就认出他正是自己10年前捡到的4万元钱的主人。当两双手紧紧地据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大哥，这事俺们做得不光彩，太对不起你了，太对不起了!”而这个中年男子则同样激动地说：“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当年我态度不好，是我对不起你啊!”“你放心，钱在公安局里，我会证明失主就是你！10年了，这4万元钱早就应该还你了啊！这些年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我呀!”[编按]     

“二十四小时记者”——记《开封日报》记者汤传钧

有道是:“四十七八,干了白搭。”他今年已经四十有九,虽说还是个普通记者,但仍在埋头苦干。报社规定,每人每月编发、采写稿件15篇,可他近3年来平均每月见报稿件都在40篇左右。在这背后留下了多少双脚印,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他,就是被人们赞誉为“二十四小时记者”的《开封日报》记者汤传钧。 1981年初冬,《开封日报》为了加强卫生战线的报道,把从事多年医师工作的汤传钧调到报社,让他负责这方面的采访。他干新闻工作虽然是初来乍到,但是他怀着认真宣传好党     

忏悔与偷窥

据学者研究,西方文化是以罪恶感为基调的。举个例,一个人逛超市,“不小心”往自己口袋装了一条口香糖过安检被揪了出来,若他想的是“上帝啊,宽恕我吧”而不是中国人常有的“别人会怎么看我”,就属于罪恶感。     

由北京卫视春晚串词说起

今年,我觉得最好看的春晚是北京台春晚,尤其是它的串词,让我觉得很高明。比如在一段关于胖子的说口之后,胖女孩晶晶收尾：“500年前,我爱上了一个人。500年后,我胖了,可他一点儿没变!”众人问：“谁啊？”晶晶说：“林志颖!”然后就是林志颖上台唱《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美女主持人批判

记得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每日只要安排得出时间,就必定要看央视的晚间新闻。我曾调侃他道:这么关心国家大事,想干什么啊?他却答之曰:主要是为了想看看海霞。“为了想看看海霞!”一句话竟然解开我的心中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