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侵犯著作权罪之成立要件不必重构

取消以营利为目的与违法所得数额或情节,是学界对侵犯著作权罪之成立要件较为一致的重构意见.借鉴他国立法经验,须立足本土环境.基于我国的国情、法律体系和刑法理论,我国侵犯著作权罪之成立要件不必也不应重构.对极少数应受刑罚处罚行为无罪可定的情形,可参照盗窃罪的立法模式以司法解释形式予以解决.     

奥运会隐性营销刑事立法体系重构

奥运会隐性营销如果情节严重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追究其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不足以遏制侵权行为,则需要我们借助刑法来追究隐性营销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奥运会隐性营销行为情节严重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便可能涉及刑法上的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经营罪和虚假广告罪等罪名.我国立法应当降低奥运会隐性营销入罪门槛,不将营利为目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且不将违法所得数额大小作为入罪的必要标准.同时,立法者应当根据奥运会隐性营销侵权行为的轻重程度,增加资格刑,加大罚金刑,调整量刑幅度,使奥运会隐性营销得以有效规制.     

中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从1997年刑法设立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在不断的进行修正和补充,但是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却没有发挥应有的威慑作用,仍然存在着理念和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及时完善我国的环境刑法已经成为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论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权罪中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类型,然而《著作权法》和《刑法》对该行为的违法性评价不一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民刑倒挂”的异常现象。为了更好地实现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应当采取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作为违法性评价的判断立场。在此基础上具体认定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其一,在传播形式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交互式传播而不包含非交互式传播,深度链接行为具有可罚性;其二,在传播范围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直接传播行为,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间接传播行为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数字化环境下的著作权刑法保护

数字化环境下,网络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大,网络侵权犯罪问题日益复杂和尖锐,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难度加大。而我国有关侵犯著作权罪之规定却存在着过于概括,与TRIPS协议等国际准则不协调等不足,给司法适用造成困难。我们应当以TRIPS协议为参照系,扩大作品的范围,准确界定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方式,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完善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试论侵犯商业秘密罪构成要件中的若干问题——以“第三人问题”和“主观罪过”为视阙的展开

本文从现行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出发,以刑事保护手段为立足点,着重阐释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本文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做出类型化的分析,并强调正确区分恶意第三人的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善意第三人的行为;同时,对各客观行为所表现的主观状态进行理论廓清,从而更好地理解该罪的立法设置,促进司法实践的良好运行。     

侵犯著作权罪认定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著作权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价值日益凸显,利用刑法保护著作权及其有关权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本文拟通过对侵犯著作权罪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为今后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认定侵犯著作权罪提供一些参考。     

略论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 --以大陆法系的刑法规定为例

彩票罪是外国刑法上的特定类罪，我国刑法上并无类似规定。鉴于我国已发生多起彩票违法犯罪重大案件的事实，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对我国有效治理彩票犯罪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规范彩票的经营行为，防范犯罪，保障参与的利益，彩票立法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保护健康的经济生活风俗为原则。所以，它应当由具有递进关系的三个层次的立法构成：一是经济立法；二是行政立法；三是刑事立法，有关刑事立法的问题可参照德日等国的立法经验。     

对著作权犯罪主观要件的研究

著作权不仅有民法的保护,还有行政法和刑法的保护。刑法上的保护主要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第217条和218条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著作权犯罪也做了相应的规定。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均规定对于著作权的犯罪要求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理论界对此规定却有不同理解,本文将在介绍各种观点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观点。     

完善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建设性构想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国家商业秘密保护法规,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目前,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方面有关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尚存问题,本文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现行立法模式及立法规范、刑事司法诉讼和竞业禁止三方面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农村建设既关系中国的自强、复兴与社会的稳定,也关系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诸多问题。因此,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的四代领导人对农村建设的问题都是高度重视。党的指导思想从起始于马克思主义以来,有着一显著特点,即一脉相承性,同样,农村建设也不例外。为此,从哲学理论依据、理论品质、发展目标几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论“响堂样式”的特征及形成

本文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分期结论并总结其不同的特征。进而通过对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石窟的比较,发现东魏-北齐初年响堂山石窟的独特性极为鲜明,到北齐中期以后,响堂山与其他地区石窟特征趋同,形成所谓的"响堂样式"。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高氏家族由"胡化"转为"汉化"的最好证明。     

试论中共地方史研究与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之途

近年来,中共党史渐成人文社科学界颇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就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而言,当前在若干研究领域内专门知识的生成与知识体系的系统化专门化均已取得了不小进步。不过,在知识体系的充实完善与研究对象的细化和基层化等方面,该学科尚有待加强与突破。迄今为止,党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已经得到了较充分的研究,并逐步呈现饱和化趋势。但基于翔实生动的地域性史料基础而展开的中共地方史研究,仍尚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拓展,可以对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充实完善作出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