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杜诗详注》和清代学者的杜诗研究

《杜诗详注》作为清代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整个杜甫研究领域地位很高,是现代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学者不可或缺的一本参考书。《杜诗详注》集考证研究和文学评论为一体,综合了这两种对于杜甫诗歌的主要研究方法。《杜诗详注》一书是在清代整体研究杜甫热的基础上完成的。本文考察了早期清代的杜甫研究概况,并指出了《杜诗详注》一书的独特价值。     

先秦侠士群体特质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先秦侠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群体,这一群体中每一成员的行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性格内核却具有明显的共性,即“视死如归,知恩图报”。这一群体的精神特质对后世诗歌、小说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学者薛梦符杜诗注考论

薛梦符注是著名的郭知达“九家注”中所收录的重要一家,是比较重要的早期杜诗注。据不完全统计,现存薛梦符注有315条,内容涉及名物考释、历史典故、诗文化用、诗义辨析等。从文献学角度辑录并研究薛注的内容及其特点、手法,发现薛梦符注包含考释名物、发掘典故、明确诗文化用、分析杜甫意图四个部分,通过赵次公对薛注的评论判断其对错并分析其致误之由,发现薛注虽然整体质量不高,但亦不乏精妙之处,不仅有助于理解杜诗,也有助于推进对北宋末年杜诗注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学论学者群体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学论学者群体率先在师范学堂开设教学论课程,后藉助教育学会、教育期刊、教育研究机构等实践平台,引介日本及欧美教学论,并继承中国传统教学论思想,成为推动教学论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坚实力量。就其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中小学教师、师范学校教师、师范学院及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及研究者以及文化出版界的学者。这些学者大多具有以下共同特征:深受国外教学论思想影响、学者来源多元化并践行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理念。     

从地域文化风格看陶、杜诗之不同

由于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陶诗和杜诗在文化品格上、题材的选择上以及意象的选择和安排上都有所不同,因而在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汪莘交游考述

汪莘是南宋徽州理学家、诗人,徽州方志有传,不过所记较略。汪莘终生未仕,但与理学家、仕徽官员、馆阁之臣交往密切,在当时文人儒士中较有影响。据徽州方志、宗谱、汪莘存留诗文等相关文献记载,对汪莘交游进行考述,大致可了解其品行为人和才学志趣。     

北宋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文人群体考论

北宋仁宗天圣、明道年间,在西京洛阳有一个以钱惟演幕府文人为主体的交游唱和群体,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文人都参与其中,其成员多为年轻文人,富有朝气,性格各异。这一文人群体的形成,既是由于文人们志趣相投,彼此推赏,也与钱惟演留守西京以及洛阳的时俗风气等有关。他们在洛阳举行了较多群体性活动,彼此间的诗歌寄赠酬和亦频繁而广泛,其交游与唱和具有一种明朗昂扬的情调,促进了洛阳诗歌和散文创作的繁荣。     

论爱国主义及其时代特质

爱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它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爱国主义属于历史的范畴，各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质。     

论地域文化特质的影像化呈现

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反映特定区域历史文脉和社会人文精神的地域文化纪录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让特定地区的文化记录片呈现其独特光彩,成为这类纪录片创作者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一部优秀的地域文化纪录片必然是对地域文化特质的高度提炼和个性化展示,这需要文化符号的视听表达、解说词的内涵解读和画面的诗意渲染共同完成。     

西昆诗人对杜诗的学习与发展

西昆诗人中,虽然有关于杨亿不喜杜甫诗歌的记载,但实际上他们也在学习杜诗。他们的诗歌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受到杜诗的影响,更发展了杜诗的艺术特点。他们大力创作五排和七排,在用典上求深求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咏物诗的写作方法实现了从"体物"到"禁体物"的过渡,对"宋诗"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前文章惊海内 身后垂名动万年——论唐人对杜诗的接受

杜甫的诗赋创作在他年轻时已得到文坛前辈的高度赏识。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岑参、高适都与他有亲密交往或诗歌酬唱。杜甫晚年更有“新诗海内流传遍”的美誉。杜甫身后,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韩愈、李贺、李商隐、杜荀鹤等都盛赞其诗歌,或承继其直面人生的创作品格,或学习其博大多姿的艺术风神。总之,唐人对杜诗的接受,在他生前已经彰显,在他身后更为普遍。     

对王船山《唐诗评选》贬斥杜诗的辨析

王船山《唐诗评选》对杜诗多有贬斥,其所谴责的意见主要有:一是把杜甫揭露统治集团腐朽的诗斥之为“风雅一厄”;二是批评杜甫的叙事名篇为“于史有余,于诗不足”;三是指责杜甫既有一种“诞于言志”的“游乞”诗,也有一种只表一己“哀乐”的媚人诗;四是认为杜甫的讽刺诗是“讥时语开口便见”,而不如李贺“长于讽刺”,以及认为杜甫只“妙于取象”,而不如王维善于传神;五是否认杜甫的诗歌风格及在诗体创新上的成就。究其错评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船山以儒家的诗教原则及崇尚“神韵”的审美理想为衡量尺度所致。     

杜严“睚眦”考，反证多隐匿——与丁启阵先生商榷

丁启阵先生在<杜甫、严武"睚眦"考辨>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杜诗来证明杜甫、严武之间发生过"睚眦",然而对于所引杜诗如<哭严仆射归榇>等分析多不够客观,尚需重新解读;且最能说明杜甫、严武之间关系深厚的<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和<诸将五首>其五,丁文却都没有全篇引用并加以解析,难免有隐匿反证之嫌.     

论杜甫在京城长安时期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京城长安度过了十三年的时间,在模仿和掌握前代大师"京城诗"创作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京城诗,被称之为"第二代京城诗人"。关注杜甫的京城诗歌创作,对于理解杜甫及其创作大有裨益。     

“神”:杜甫诗论中的重要美学范畴

杜甫的诗歌理论推崇"神"这一审美范畴,"神"既体现出诗歌审美创作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心灵化加工的主客体双向异质同构的精神活动,同时,又规定着诗歌作品审美意境的创构应以"有神"为最高境界.在杜甫看来,只有达到"有神"、"神妙"的作品,才是艺术杰作,因此,他把是否创构出"有神"、"神妙"审美境界作为作品艺术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准."有神"、"神妙"、"神",体现了杜甫的审美意趣与审美追求.     

谈杜甫的诗歌特点及思想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     

千古少有的偏见──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诗

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代誉为“诗圣”,他的成就和影响几乎无人可及。但清初王夫之却对其存有严重的偏见,竭力贬抑杜甫人品,贬低杜诗成就。王夫之抑杜、贬杜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认为杜诗有悖风雅传统;二是厚古薄今倾向;三是重汉魏轻唐宋的倾向。     

杜甫诗字词异文的原因探析

异文是古书流传过程中常出现的字句互异现象,杜甫诗中就保存着极为丰富的异文材料。本文对杜甫诗中字词异文产生的原因进行探析,主要有三个方面：辗转讹误;只记词音;遣词用字不同,义同、义近。     

论杜甫诗歌的生态美学意义

杜甫的诗歌内容的丰富性,为我们阐释他的诗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新的理论又为我们阐释杜甫诗提供了新的路径。杜甫的诗以"仁民"、"爱物"两个向度展开,表现为对一切生命的关注。在当代"生态美学"观念理论背景下观照杜甫的诗,其生态美学意义以及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就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