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学问——现代日本民俗学的新动向

在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脉络中,"20世纪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及其研究为起点的。有关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之学术动向的探讨,也是为了进一步探寻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术语。以往的民俗学将研究对象仅限于"民俗",而将"人"看做"民俗"的载体或"信息来源"。为了摆脱这样的对"人"的观点,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在以往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面向"人"的民俗学,从而使民俗学成为关注"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生活经验的学问。民俗学研究不该只将"民俗"局限于与传统、传承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而是应该通过"民俗"探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之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以理解普通人"当下的日常"为目的的面向"人"的民俗学,实则是"回归"民俗学学科本质属性的一种尝试。     

以“乡土”为方法——“幸福”的科学·民俗学

本文选译自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佐野贤治的新作《宝从田中来》(宝は田から)第一章以"乡土"为方法。作者重新梳理柳田民俗学的乡土研究方法,指出柳田民俗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通过研究"常民"的乡土生活文化发现连结传统与现代的共通性生活意识。与近年来日本民俗学的相对封闭不同,柳田民俗学较早提出了世界民俗学的构想,提倡国家间的民俗比较。而脱胎于该构想的"世界常民学",立足本地,放眼世界,是匹配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带领人类通往"幸福"的科学。     

以“日常生活”为方法的民俗学研究——“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论坛综述

<正>经典民俗学以具有历史传统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并以"民俗"为方法,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对话之中。现代以来,在建构、发明民族国家传统、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民俗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用。近20年来,以吕微、高丙中、户晓辉、周星、王杰文、周福岩等为代表的数位中国民俗学者,一直思考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范式现代转型问题,期望在对象、理论与方法上有所突破,其中吕微、户晓辉提出的"实践民俗学"主张,具有代表性。由于他们     

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

日本民俗学本来把自身规定为研究当下之学,但在今天却疏离了"近代"。其原因在于战后的"民俗学"把"民俗"当做客观材料来看待,视"民俗"为研究对象,致力于通过提高材料的精确性、客观性,尝试把民俗学科学化。这种取向与柳田国男追求的民俗学并不相同,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不是研究"民俗",而是一门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学问。今天的民俗学应该回到柳田国男倡导的民俗学,从"当下的日常"中确立自身的定位。     

高校社区节日文化的建构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的传统节日传承为例

高校是重要的现代社区,但是过去整体缺少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远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更是没有自己的民俗生活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遗保护的社区性是一个基本方针。华东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学科在发展人才培育与科研活动的同时,在校园社区开展了"传统节日文化校园传承"的实践,旨在建设高校社区的传统文化品格,推进非遗资源的高校社区传承。高校社区与城市社区交流互鉴,并与国内其他院校形成高校社区的联盟,构成节日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共同体。校园节日文化建设的主体由民俗学学科推进、学校管理者与师生共同主导,高校社区建设才会有成效。民俗学学科在推进校园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实现了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民俗学者成为文化的研究者与建构者,走向社会建设的第一线,走到人文社科的前列,就会改变边缘状态。     

民间生活与历史建筑保护:传统文化场所和克里奥罗人的林孔小屋

本文探究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史建筑保护和民俗学的学科交叉点,并且详细说明了美国民俗学会下设民俗与历史建筑保护政策工作组的一项倡议。在美国历史建筑保护的政策和实践中,历史场所有资格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名录》是认定它的意义的一条黄金标准。向"国家名录"推荐某场所为"传统文化场所",意味着该场所的意义来源于其活态社区的文化实践。然而,近期关于扩大"传统文化场所"的运用的讨论常常将重心置于与民俗学者不一致的"传统群体"的定义上。为了更好呈现与文化实践密切结合的场所的多样化特点,上述工作组开启了一项试验性的项目,向"国家名录"提名位于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的、以传统波多黎各音乐著称的一个波多黎各社区场所"克里奥罗人林孔小屋"为"传统文化场所"。根据对该项目的案例研究,本文证明民俗学者为传统群体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定义,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民族志田野工作和民俗学方法论展开对传统文化场所的评估。     

美国公众民俗学:历史、问题和挑战

公众民俗学指民俗在新社会语境下,在民俗发生社区内外的实际展现和应用,它与其传统被展现的社区成员之间对话和合作中进行。通过强调对话和合作,公众民俗学家拒绝应用民俗学家对待社区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认为民俗学家不应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社区头上。虽然受到将民俗及其传统承载者客体化的一系列诘难,但公众民俗学为跨文化边界展示社区传统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和概念工具,使得社区成员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传统。公众民俗学家通过展示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民俗研究方法论等,丰富了美国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加深了他们与其研究社区之间的关系,使民俗学家的工作获得了更大的社会价值。     

“民俗学”是什么

世界上的民俗学不止一种。在众多民俗学中,"日本民俗学"是怎样形成又是怎样发展至今,今后的"日本民俗学",或者用更普遍的说法——"民俗学"究竟应当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是本论所关心的内容。在全球化语境下,民俗学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浪潮汹涌来袭的今天,居住在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应当如何面对和接受,并在这股浪潮中生存下去。这种生存的智慧在民俗中又是怎样体现的。是民俗学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     

“风俗”概念的近代嬗变

"风俗"一词是中国固有的概念,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变迁中,"风俗"的内涵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接受西方思潮之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民俗学的创始时期,"风俗"曾经被用作"folklore"的译词,但是后来则被"民俗学"所取代。本文通过解读几部重要的文献,分析"风俗"概念的近代变迁,考察其最终无法进入学术殿堂的原因。     

张紫晨谈记者编辑要学点民俗学

什么是民俗学陆:张教授,来您家的路上,看到路边有家门旁倒贴着大红双“(?)”字。象这类婚礼习俗,以及端午吃粽子,或找到野山参后大喊一声“棒槌,你往哪里跑”之类,都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围吧。那民俗学中的民俗概念,与我们日常语汇中的“风俗习惯”一词,是一回事吗?张:是的,你提到的几种风俗都是民俗学研究的题目。倒贴“(?)”字,意思是谐音“喜到了”,反映了人们的祈福心理。婚礼习俗在风俗学的分类上属人生仪礼范畴。至于长白山挖参人发现野人参后大喊一声,用短裤罩住,或用红线拴住的习俗,都反映了挖参人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敬,在他们心目中,人     

日本民俗学书刊的出版体系

日本民俗学具有深厚悠久的传统，与民俗学研究发展程度相匹配的是日本民俗学出版体系的成熟完善。文章对日本民俗学出版物相关结构进行梳理，分类阐释其出版形态与价值意义。     

民俗的批判与批判民俗学——葛兰西论民俗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对民俗和民俗学有过深刻的论述。葛兰西认为,民俗是一种需要进行提升的民众世界观,民俗学的任务是鉴别和批判民众世界观中落后的内容。进而,在其实践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葛兰西的民俗(学)观的分为了三个层面:作为"自发哲学"起点的民俗、以一种世界观为批判对象的民俗学以及民俗学教育在"文化霸权"斗争中的重要性。葛兰西的民俗观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民俗学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并为当下的民俗学带来了启发与思考。     

身体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美国学者凯瑟琳·扬虽然提出了"身体民俗"的概念,但并未对身体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建构。中国古代典籍中富含身体民俗的记录与书写资料,早期的中国民俗学者江绍原、黄石等曾利用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身体民俗的研究,当代民俗学者刘铁梁、彭牧等又结合中国的学术传统,从对民俗主体的关注出发,提出了民俗学乃身体感受之学等理论观点,为身体民俗学这一学科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研究与身体相关的民俗事象并关注身体参与民俗文化建构过程的学科领域,身体民俗学特别注重田野调查过程中主客体双方的身体参与、身体经验和身体感受。除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常用方法之外,个人叙事和虚拟民族志对于身体民俗研究而言也是极为有效的研究方法。     

都市春节的重构与理想主义学术情结

每年春节期间,都是讨论春节最热烈的时候,都市春节的命运成为焦点。春节学术话题暴露出民俗学者们理想主义情结,即竭力维护都市春节的传统性,似乎唯有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充溢亲亲之爱的过年模式才是正宗的春节。面对都市春节的重构,民俗学者们普遍表现出焦虑,其表现就是不断宣扬传统春节之美好和发出"保护"的呼声。其实,面对都市年味越来越淡,民俗学者无能为力,能够改变都市春节现状的只有政府。都市春节要得到合理重构,那要求政府也应该是理想主义的。     

清儒“五服”研究中的民俗学阐释

本文试图从清儒"五服"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制服原则、义例原则、殇服推演诸方面,展示其中所蕴含的民俗学阐释内涵,从一个侧面体现传统经学"经世致用"的社会文化参与功能.     

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

如今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困境,脱离社会缺少服务社会的能力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民俗学必须自我反思,提高学科独立性与理论自主性,把民俗定位为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文化资源和为精英创造民众认同的文化精华,让民俗学在国家与地域认同,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促进以及地方风俗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开辟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民俗学转型的重要举措。而支撑这种开拓的理论资源,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民俗思想和实践中获取。民俗学的中国话语可以开放地、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这样中国民俗学可以对于世界民俗学起到拯救和引领的作用。     

城市化过程中的民俗学田野作业

城市化过程要求民俗学改变以往一味寻找和保护传统民俗的习惯,根据现实生活的变化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城市化的结果并不只是城市的扩张和村庄的减少,而是城乡关系的重新建构,这使得城市和乡村中人们的日常劳作模式、休闲模式、交往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生的社会群体和边缘生活文化现象;同时也促成了可以称作"村庄记忆"和"城市记忆"的全民性文化实践。所有这些情况都意味着民俗学研究将大有可为,而且可以在参与文化发展实践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有关这些文化变化的调查、研究和参与过程中,民俗学正在反思和重树自身的学术理念、问题与方法。民俗学将进一步把田野作业作为文化对话的过程,把民俗志作为交流生活感受的文化媒介;还将强化身体文化的视角,以应对高科技发展对于人的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的巨大影响。     

美国民俗学的三个分支

美国民俗学有学院派、公众民俗学和流行民俗三大分支或取向。学院派重视传统艺术,对过去的生活怀有浪漫的想法,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公众民俗学关注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社会的变化,在美国,从事公众民俗的人服务于政府部门的不同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在当代社会,许多传统的民俗被重新创造,成为流行的民俗,从事流行民俗的实践者或研究者的组织相对松散。     

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

"记忆"是最近20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作为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的民俗学,记忆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现代日本社会的“祭礼”——以都市民俗学为视角

祭与祭礼,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民俗学一直关注的对象。传统的祭和祭礼,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很多新的特征,使传统的民俗学的解释框架面临失效的危机。研究祭和祭礼,不但是了解日本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也蕴含着都市民俗学发展的重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