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底线必须有制度正义保障——兼论伦理豁免内生的制度正义及其诚信底线

诚信底线至关重要。制度对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权力和责任等规定、分配、保障得究竟如何,则决定诚信底线:若规定、分配得公平并保障得力,则制度是正义的,并内生诚信底线;若规定、分配得不公平甚至严重失衡,且保障乏力、打折扣,则制度不正义,势必瓦解诚信底线。也就是说,有制度正义,才可能有诚信底线;制度不正义,则断无诚信底线——制度正义是诚信底线的充分必要条件;坚守诚信底线,必须有制度正义。伦理豁免则以其特有的制度正义及其特殊方式,从伦理本体、人性深处因悉心敦睦伦理而悉心养护诚信底线。     

网络安全国家治理的诺斯悖论及其应对

网络安全的国家治理建立在社会自治失灵所提供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并表现出既强调国家作用也倡导社会协作的新国家主义取向。然而规制的强化再次引发了对于国家权力过度膨胀的忧虑,表现为当下网络安全治理领域风险话语的流行,泛安全化危险的暴露,泛行政化与泛政治化风险的出现,以及法律明显的精细化和前置化趋势,网络安全不同领域的权力分配也遭遇了失衡风险,如此便在规制需要与过度规制之间产生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诺斯悖论。均衡国家主导作用的关键在于培育自主的能动社会,应通过充分的公权信息披露,社会对国家在治理与政治参与两方面的反向建构,以及负责企业和理性公民的培育,来实现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正和博弈,进而实现善治。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探析——以底线伦理到终极价值的转换为视角

在当代社会的伦理讨论中,底线伦理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底线伦理可确立社会基本道德和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它能成为解决重大道德问题的终极价值的伦理基础.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底线伦理与终极价值是辨证统一的.终极价值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价值导向,底线伦理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道德基础.实现从底线伦理到终极价值的转换,可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基础与路径.     

诚信是“好公民”的别名——儒家诚信伦理及其时代重构

诚信,是最为古老的德目之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古老命题,何以成为时代焦虑？因其重,也因其急。     

“教以善成”:教材建设的伦理路向及其有效治理

教材建设既要依靠制度的规约,也要深植善美的伦理精神。高质量教材是合科学性与合道德性、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教材建设的伦理基础和核心导向。进入新时代,我国教材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也存在教材建设主体伦理责任缺位、教材内容设计伦理向度缺失、教材编审制度伦理规约未有效确立等现实困境。立足教材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重要作用,在坚守教材建设国家立场的前提下,进一步总结教材建设的经验,探索教材建设的规律路径,树立教材崇善观念,完善教材编审规范标准,加强全过程的伦理审查,畅通教材反馈、监督和改进机制,夯实教材建设的伦理根基。     

高校诚信课堂环境及其建构——兼论“金课”建设的伦理向度

高校学术诚信治理的教与学模式以促进学生真实学习为目的,主张能动建构掌握型、参与式、关怀型和公正的课堂环境。具体而言,应以课程大纲为载体,明确学术诚信规定,使课堂管理公正有序;以促学观念和策略引导学生乐学善学,提升学习获得感;提升学业评价素养,采取针对性评价策略;主动建立公正和促进成长为核心的关怀型师生关系。"金课"建设在追求卓越教与学的同时不可遗落其伦理责任,只有立足并超越学术诚信,在国家政策、高校管理、日常教学中渗透制度"善"和师德"善",才能真正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彻底走出学术不端伦理困境。     

高校资助体系中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专项教育与治理研究——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为例

为了帮助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一整套非常完善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这一方面促进了高等教育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国家贷款和奖助学金的评比中也存在部分大学生的诚信缺失现象,给资助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本文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为例,采用个案调查的形式分析当前大学生资助体系诚信缺失的现状,结合原因提出富有针对性的专项教育和治理途径与措施。     

坚持“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视角看中国实践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维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和核心原则。从而完成"四个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任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章主要从"以人为本"的起源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坚持"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板块进行阐述。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对于指导中国的实践并没有过时。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冲突——以国家治理为视角

财政与政治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内容,财政体制为基础与支柱,政治体制是核心,财政体制要充分发挥效力,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保证。财政民主分权制与政治一党专制及个人专权体制相结合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但二者存在明显冲突:中央多集中财权而事权多分于地方、派系政治使财政系统深受其害、政治干预损害财政独立性与专业性及联综体制效力,因而导致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治理失控,苛捐杂税盛行,以及联综体制无法发挥效力,军务费支出浩大,严重损害财政体制,出现劣质国家治理,最终危及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论域下的道德治理

道德作为人对人本身及人的世界的特殊"立法"在国家治理中不可缺席,尤其是当前社会失德现象的不断泛化对国家稳定和民生发展的负面影响迫切诉求道德的在场。这一诉求既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再现与新生,也并非资本主义道德的嫁接或移植,而是以"人"为价值本体、以理性为认识论基础、以现代政治文明之民主、平等、自由、和谐为核心的新道德的在场。在宏大的现代国家治理论题下,道德的新构需要行使国家治权者的德性示范、现代公民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培育、法治的同构以及融合"形而下"与"形而上"完整性的道德的哲学诠释的共时建构。     

论"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思想与传统“德治”思想从内容到实质都有着极大区别，是具有科学内涵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也是对“依法治国”的坚持和补充，实施“以德治国”方略，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基于府际关系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地方治理所具有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处于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作为其政治生态的府际关系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首先,依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其次,对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及税种进行明确的划分,并尽快建立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再次,变梯度分权为均衡分权。最后,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方式,引导地方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基于内外部关系发展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构建

教育治理,"治"的是权力,"理"的是关系。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高职院校的内部关系呈现复杂性、混沌性、挑战性、失衡性和不适应性。高职院校外部关系的关键即为与政府的关系,院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为鱼和水的关系,院校与企业、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要素,即院校运行和决策的系列制度安排和权力层级构造,均是围绕着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重构。由于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高职院校治理体系须在法治、共治、善治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又因为职教环境不断发展变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体现区域性、开放性、跨界性、系统性、共赢性的特征。"三治"和"五性"的实现,需要依靠有效公平的制度规范、运作有序的权力机构和良好协商的沟通平台。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