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羞死!

2002~B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是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的表现，中韩为此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修改战后日本立国之本的“和平宪法”。将是右翼势力的下一个目标     

船桥市立图书馆馆员废弃“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馆藏的诉讼

2005年初，出于对编著歪曲战争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的愤恨，千叶县船桥市立图书馆馆员将馆藏“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著作废弃处理后，“编纂会”著者提起诉讼。船桥市法院一、二审驳回原告后，原告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5年7月，日本最高法院确认图书馆馆员违法后，11月24日东京高法要求船桥市法院重申，要求赔付著者。     

解放思想 “自己走路”——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广播电视系统几十年来贯彻“自己走路”方针的过程,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解放思想过程,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生活教科书”。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新中国教科书发展阶段回望：编写特色、经验启示与逻辑张力

新中国教科书编写事关学生知识结构打造与“三观”建设,事关国家意志的贯彻与民族统一的形成。文章以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五个发展阶段为观照对象,通过对每个阶段编写历史及教科书内容特色的详细考察,分析各阶段教科书编写的优势特点与存在问题,以期为将来的编写工作提供案例借鉴;在总结新中国教科书编写的历史经验与收获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新中国教材编写的根本经验与基本做法,强调教材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特性,积极推动建设适合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教科书编写体制与创新性做法;通过辨析教科书发展背后的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素养与能力、一统与多元等概念及价值争论的意义,尝试探索教科书发展背后的“第一推动”及逻辑张力,为今后的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与借鉴。     

想起了『历史上的……』

长篇历史剧《康熙王朝》的热播，使康熙的大名红透了半边天，他的形象在国人心中也变得清晰起来：英气逼人，聪明好学，果敢善谋，精于权术，“不足之处”是常爱冲动。看着看着，有时就想：历史上的康熙真是这样吗？他真那么少年老成，能够涉险过关，做了那么多事？他真是一位“圣君明主”吗？然而这是历史剧本身无须回答的，因为历史剧并不是历史的教科书。公开申明是“戏说”的就不用说了，它不过是借历史的“贝壳”作秀罢了。楚汉相争，可以演绎成争风吃醋的男女情仇；乾隆南巡，描写成路见不平的行侠仗义也无妨。就是号称“尊重史实”的…     

论地方志“教辞体”

历代修志都重视型体。新编地方志能不能走“教辞合一”的新路子,这是值得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教”者,教科书也;所谓“辞”者,辞书也。“教辞合一”,即是将教科书型体与辞书型体的有机结合。教科书体,又叫著述体。方志界有称之为“章节体”一说。它是教材、史书、专著等文献的一般著作形式。本世纪初,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1865—1924)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更     

报纸缘何变成历史教科书？：从《广州日报》二百版特刊看新闻的扭曲

新千年的头一天早晨,当我拿到《广州日报》新千年２００版纪念特刊时,不禁大吃一惊：报纸怎么这么厚？足足有２００版！匆忙中把所有版面的标题浏览一遍,竟然花去我一个小时！而真正能称之为“新闻”的版面只有第１至８版和第１０１版至１１２版,其他的版面都是人类千年来在建筑、科技、军事、艺术、风俗等方面通俗化的历史回顾。据说,２００万份特刊报纸当日在全国售罄,从而制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特大新闻”。然而,当《广州日报》在制造“特大新闻”的同时,却把大量不是“新闻”的东西硬塞给读者,把“新闻纸”变成历史教科书,从…     

中国科技社团百年征程再扬帆

<正>本书记述了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国科技社团、中国科技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同时详细描写了中国科技社团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并用数百幅图片来见证历史,带读者走进“西学东渐”“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科技社团的演变”等宏大历史画卷。     

符号与民族记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孙中山形象构建

抗日战争时期,孙中山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是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政治人物,成为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象征符号,是国统区和根据地历史教科书书写的重要内容。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属性和政治理念的分歧,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历史教科书所构建的孙中山形象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叙述孙中山革命活动,存在“民族救星”与“主要领导者”的表述差异;阐释三民主义,存在全国民众的“精神导师”与民族抗战“旗帜”的书写差异;评价孙中山行为事迹,存在“榜样楷模”与“伟大”人物的表述差异。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孙中山形象的不同呈现渗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反映出教育和权力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     

"台湾书店"将进入历史

据台湾有关媒体报道,台湾一个有着50年出版历史,曾经是中国台湾中小学教科书最大书店的“台湾书店”,在台湾放开对出版业的多元竞争后,将被迫裁并,明年该书店要走入历史。 报道说,在台湾,50年来几乎没有人没用过“台湾书店”的教科书,但这个伴陪着一批批台湾中小学年成长的台湾最大书店,明年底将完全退出一般教科书出版及印刷市场,裁并并入台湾有关教育当局所属的教育研究院。 据报道,裁并该书店的原因,主要是近年台湾中小学教科书市场陆续开放、采用民间审定版,就连台     

中国教育史学科教科书百年剪影

在２１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探讨“中国教育史”学科教科书百年来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本文拟分为五个阶段来考察本学科教科书发展概况。 一、清朝末年的教育 史教科书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腐败的清廷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推行所谓 “新政”，教育改革是新政措施之一。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０４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明确规定在师范学堂开设“…     

正告日本

四月樱花盛开,正是一年春好时。而樱花之国破坏中日友好之事却接二连三发生。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4月20日早晨:86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4月20日晚:“最不受欢迎首相”森喜朗,决定给“麻烦制造者”李登辉访日开绿灯,正式给予签证。     

凌志军 中关村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

“中关村的历史和中国的发展是合拍的,所以我才有兴趣写它”《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近日出版新书《中国的新革命》。书的副标题是“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由此可见,这本书是通过描写中关村的发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只不过这次凌志军“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国外教材出版状况及政策走向

国外很少使用“教材”这个术语,通常使用Text-book一词,中文译作“教科书”或“课本”,并涵盖在更广泛意义的“教材”之中。英国权威的牛津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对Textbook 定义为 "Abook used as a standard work for the study of a particularsubject(“一种在学习某一特定课题时作为规范著作使用的图书”), 并附有注解:"a manual of instruction inany science or branch of study, esp. a work recognized asan authority" (“是学习任一学科或领域的一种学指南,特别被认为是一种权威著作”)。韩国把教科书称之为“规范媒体”,因为教科书“包含各种知识的规范化内容”。加以在韩国,教科书被用作各级教育机构入学考试的依据,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因而韩国盛行“教科书就是权威”的说法。 对教科书的“规范”、“权威”、“指南”等等描述,正是教科书所特有的规范性与导向性的表现,而这种规范性与导向性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上的理解,更重要地还体现在教科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上。教科书在学校三大基本建设(师资、教材、教学基地与设施)中占据关键地位,也是在职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更新知识、提高业务素质的主要工具。牛津大词典更指出教科书“与学生日日相伴”(“arranged fo     

浅谈档案的价值和作用

档案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是人类社会各项实践活动的真实纪录。这种纪录具有原始性,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显然,这部教科书是党的历史档案记载的。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档案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至“十六大”的文献档案…     

港教科书今年减肥

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中小学教科书将于今年起“大瘦身”,香港教育署公布评审教科书的新准则,提出多项让教科书达至优质的评审标准,而且严控课本重量,包括正式对教科书的字体行距大小,甚至书本纸张质量有具体的规限,课本内容更要“减肥”到只可包括课程纲要的核心部分。 香港教科书出版商普遍认为港教署“好心做坏事”。新的教科书评审准则规限太多,将令成本大幅飙升,业内估计书价最少上升两成半,预计今年新准则正式实施后,以中学生为     

初中历史开展探究式教学之我见

历史是“既成事实”,编辑历史教科书只能是“求真务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也许是因为“历史必须真”在作怪,历史教学从来就是按教本把当时权威史家的“断言”（且中学教本常常是“独断言”）不折不扣地灌输给学生。正因为这样．历史作业天然就是机械抄袭。这种教学观念使学生变成被动接受的“机器”．传统的“历史作业”禁锢了学生的创新探究潜能。     

出版名家——陆费逵

陆费逵（1886年9月17日～1941年7月9日）,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1908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1912年1月1日,陆费逵与商务同人沈知方、戴克敦等创立中华书局,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与商务印书馆展开长期竞争。中华书局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推行新式教育,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中华新学制中学教科书》等,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

本书是中国解放后出版的关于“近代”历史(1840-1920年)的最好的教科书。同复旦大学历史系197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简史》相比较,本书内容更丰富些(共569页,而《简史》仅369页),并且没有夸张的叙述。这本新教科书是打算作大学教材之用的;那本《简史》则是供青年阅读的通俗读物。同范文澜1947年著的《中国近代史》相比较——该书到六十年代初期为止曾经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韩国“中国学”文献交换的回顾与展望

中韩两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了友好往来,特别是两国建交后,中国国家馆与韩国各图书馆的文献交换呈现出良好趋势,而韩国“中国学”文献的交换又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视的一项业务工作。在此,做一个历史的回顾与展望,这对了解韩国“中国学”发展的脉络,做好今后的交换工作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