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何时激活创业? ——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

以25个效率驱动国家为样本,应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整合制度环境层面与心理认知层面的5个条件,探讨影响国家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结果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即管制-规范主导型与认知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优越的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与优越的认知制度的联动匹配;(2)较之于管制-规范主导型,认知主导型更可能有效地激活高创业活跃度;(3) 2条路径所涉及的制度三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代作用,即创业意愿与创业机会识别水平较高时,只要认知优越,或者管制与规范同时优越,即可驱动高创业活跃度;(4)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营商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提升创业活跃度研究

创业是驱动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提高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创业认知理论,整合营商环境维度的政务、市场、法律、人文与创业认知维度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6个条件,构建了国家高创业活跃度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全球53个经济体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4条,分别是：市场与人文环境赋能下,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_1a,H_1b);政务环境赋能下,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₂);不利环境下,创业机会识别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₃)。(2)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路径揭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决定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认知能力。(3)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3条,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研究结果对于各国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和创业者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及提高国家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组态视角下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创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跨行业和领域边界经营，产品多元化战略是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迅速成长形成商业生态的重要举措。已有产品多元化影响因素研究从内部资源视角或外部需求视角考虑单一要素的驱动作用，尚未深入探讨各前因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因果复杂性机制。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究资源侧和需求侧的5个前因条件对数字创业企业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驱动机制可分为3种模式：团队—用户质量驱动型、团队—用户数量驱动型、财务—用户驱动型。研究发现，单一的需求因素或单一的资源因素并不能直接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内部资源与外部需求的结合是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的真正驱动力。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了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发展路径，对于把握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活动的全新内涵，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成本感知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组态效应研究

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的认可度、地方政府支持力度、资金融通难度等因素的主观感知是决定其创业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这一影响并非通过单一因素或单一路径能够达成,而是多重因素协同影响的复杂过程,因此探析创业成本感知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组态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创业成本的全域视角,将创业成本划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利用29个城市科技创业者对创业成本及创业意愿感知的调研数据,探索造成创业意愿差异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驱动创业意愿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征,单一创业成本要素并不构成创业意愿产生的必要条件;(2)高创业意愿的激活机制主要分为四条路径：即显性成本驱动型、社会环境主导型、综合成本驱动型和显性成本—技术驱动型;(3)在特定的创业成本条件下,经济环境成本和商务成本在高创业意愿的产生过程中具有替代关系;(4)科技创业者在初创阶段对于显性成本更为敏感,成长阶段则对政策环境的感知力更强。研究结论对于激发不同区域的科技创业活力,营造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具有现实意义。     

效果逻辑与因果逻辑驱动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组态分析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采用NCA与fsQCA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实证考察了个体认知因素与个体资本因素影响中小创业者选择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分别构成了中小创业者选择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的必要条件。中小创业者选择效果逻辑有3种驱动机制,分别是自信的创业新手型、内外混合认知主导的创业新手型、内外混合认知主导型;中小创业者选择因果逻辑也有3种驱动机制,分别是内外混合认知主导型、内外混合认知加持商科教育型、自信加持商科教育型。本文所揭示的中小创业者选择决策逻辑的一些新特征为反思和改进创业决策与创业教育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为未来深化创业决策逻辑的研究提供新的启发。     

潜在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对计划行为理论的扩展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索了潜在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的影响因素,潜在企业家创业机会开发的影响因素包括感知机会理想性、感知机会可行性、感知机会社会规范、创业意图和创业自我效能。本研究的学术贡献是提出并验证了扩展后的计划行为理论,并为潜在企业家、创业教育者和政府政策提供有益的实践借鉴。     

创业动机、机会开发与资源整合关系实证研究

摘要：创业动机、机会与资源是创业的重要因素,但对三者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将创业动机分为主动的创业动机和被动的创业动机;创业机会分为创新型创业机会与均衡型创业机会;并定义了三种资源整合方式：技术驱动型、资金驱动型和人力资本驱动型。构建了创业动机、机会开发与资源整合方式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对长春371家科技型企业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利用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创业动机、机会开发与资源整合方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创业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对于“为何同样制度环境下个体有着差异化创业决策”的问题,现有创业制度研究未能有效解答。因此研究引入认知视角,试图揭示创业制度环境三类因素影响创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包括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及创业自我效能在这一“黑箱”中的作用。通过五省市1000份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三类创业制度的积极认知将显著促进创业决策生成;（2）创业制度通过影响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最终作用于创业决策;（3）三类制度作用机制有所不同,认知制度完全经由风险感知与机会评估的连续中介影响创业决策,规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作用路径则被二者部分中介;（4）风险感知会显著负向影响机会评估,两类认知因素对创业决策分别起到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成因与制度影响,进而提升“双创”建设和我国创业质量。     

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组态路径与提升策略

为探索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提升策略，基于I-CAGE框架，以62个国家为案例国，采用NCA与fs QCA探究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组态路径，剖析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不存在导致中国知识产权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单个必要条件，但制度因素对知识产权进口和出口、创新因素对进口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对于高出口，存在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3条路径；对于高进口，也存在经济驱动下制度或创新主导型、制度和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3条路径；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是提升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中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基于两阶段混联网络DEA与fsQCA方法

众创空间是我国实施“双创”战略的重要载体，提高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是推进“双创”战略的现实需要。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考虑众创空间创新创业系统的关联特征，构建了两阶段混联网络DEA模型测度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然后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寻效率提升路径。结果表明：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整体效率全国均值仅为0.584，且至少75%的地区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整体效率在0.7以下，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分阶段来看，招商引资阶段、创业团队孵化培育阶段和企业孵化培育阶段效率均值分别为0.708、0.773和0.818；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活动各阶段的效率均受政府财政补贴、市场化水平、区域众创空间规模以及创新创业运营成本这4个条件的协同影响，并且这4个条件的不同组态构成了8条效率提升路径，并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市场驱动型”和“政府驱动型”两类模式。招商引资阶段适合“市场驱动型”提升路径，创业团队培育孵化阶段适合“政府驱动型”提升路径，而企业孵化培育阶段兼顾了“市场驱动型”和“政府驱动型”两类提升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水平，也能够为提升我国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效率提供价值参考。     

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资源与农民创业动机

 近年来,我国农村创业活动越来越活跃,农民创业动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资源两大因素对农民创业动机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中,机会识别效能感对农民创业动机强度影响最大,机会识别效能感、组织承诺效能感、管理控制效能感对农民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动机强度都有显著性影响,而风险承担效能感仅对农民机会型创业动机强度有显著影响;创业资源各维度中,财务资源对农民创业动机强度影响最大,财务资源和知识资源对农民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动机强度都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源仅对农民机会型创业动机强度构成影响。可见,提升农民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增多农民创业资源能够有效增强农民创业动机的强度。     

创业生态系统与国家创业成长愿望——基于NCA与fsQCA方法的混合研究

创业成长愿望对企业持续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整合创业生态系统的6大要素,结合NCA与fsQCA两种新兴方法,以2019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的49个国家为案例,挖掘创业生态系统驱动创业成长愿望的因果复杂机制。结果发现：单个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必要条件,然而,支持创业的社会规范在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方面发挥着更普遍的作用;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创业生态系统有3类,即金融与市场助力的机会开发型合法性驱动、基础设施助力的机会涌现型合法性驱动、人才与市场助力的机会开发型合法性驱动,其中,金融与市场助力的机会开发型合法性驱动是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的主要路径;产生非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创业生态系统有2类,它们与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创业生态系统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创业政策供给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GEM报告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举措的推进,中国国民的创业热情被点燃,创业期望被激发。基于创业MOS模型,探究了创业资助、创业教育和创业环境3类创业政策对企业家创业态度形成、创业模式选择、创业战略实施等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而利用GEM报告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创业资助、创业教育和创业环境等创业政策能降低个体的创业失败恐惧感,提升个体的感知机会,从而激发个体的创业动机;并且会驱动个体选择机会型创业模式,从而促进创业型经济的建设。(2)创业资助、创业教育和创业环境等3类创业政策能降低企业的制造和研发成本,提升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和机会开发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规模扩张、新产品研发和新市场的开发。(3)尽管投资驱动型国家个体创业失败的风险恐惧感较小,创业意愿较高;但是该类国家的创业模式更多地表现为生存驱动型创业模式,并且该类国家的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更关注规模扩张。     

创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GEM的实证研究

研究从国家层面考察了创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且检验创业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随时间的变化。采用《全球创业观察》2009—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创业活动特点以及早期创业活动对不同发展国家GDP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创业活动水平不同,要素驱动国家创业活跃度普遍较高,创新驱动国家相对较低,效率驱动国家处于二者之间。创业活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是对于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     

创业自我效能与机会识别:创业教育的调节效应分析

提高我国大学生创业水平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实施意义重大,但缺乏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一直是困扰大学生创业活动的难题之一。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探讨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创业教育分别对创业自我效能与机会识别的影响机制。通过对968名大学生组成的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正向影响机会识别,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创业教育分别负向、正向调节从创业自我效能到机会识别的关系。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从提升创业自我效能、加大实践导向创业教育等方面促进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从而提高大学生创业水平。     

特质性调节定向、感知机会创新性与创业意图

创业意图是预测创业行为的最好指标,但现有研究更多的考察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创业意图的影响,忽略了创业机会的性质对创业意图的影响。基于个人因素和机会因素整合的视角,构建了特质性调节定向、感知机会创新性与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模型,探讨了感知机会创新性对创业意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调节定向在感知机会创新性与创业意图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感知机会创新性与创业意图呈正相关;（2）创业者特质性促进定向正向调节感知机会创新性和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2）创业者特质性防御定向负向调节感知机会创新性和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从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创业意图研究,有助于探寻感知机会创新性转化为创业意愿的有效途径,对创业政策的制定有引导作用。     

何种能力组态能够带来企业竞争优势？——动态环境下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的比较

组织能力一直是创业与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焦点。然而,现有研究对新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如何在不同环境动态性水平下运用组织能力形成企业竞争优势尚未达成共识。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环境动态性将企业所处的动态情境划分为C1(新创企业-低环境动态性)、C2(新创企业-高环境动态性)、C3(成熟企业-低环境动态性)、C4(成熟企业-高环境动态性)四种状态。基于能力的组态视角,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运营能力(资产性资源和职能能力)、动态能力(感知能力和利用能力)、即兴能力(创造性和自发性)六个前因条件在上述四种情境下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路径。通过对286份来自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无论哪种情境,任一前因条件均不构成企业高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但是运营能力在形成企业竞争优势方面发挥着更加普遍的作用。(2)研究发现了组织能力驱动企业高竞争优势路径的5种类型：双能力直接驱动型、即兴能力间接驱动型、即兴能力直接驱动型、动态能力间接驱动型、双能力间接驱动型。(3)无论处于何种环境动态性水平,新创企业和成熟企业能力组态均存在差异。(4)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生命周期阶段,高环境动态性和低环境动态性下即兴能力和动态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驱动路径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对于组织能力驱动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什么决定了区域数字化发展？——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联动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化差异化发展的机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结合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分析各省份数字化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得出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区域市场化水平是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2）高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4条驱动路径分别为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主导型,多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因素;（3）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多个条件变量发挥协同作用,单一或少数变量难以对发展绩效产生影响;（4）各组态间的条件变量均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发挥财政资源供给的基础作用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国家创业系统相对效率评价模型与实证研究——基于网络DEA

基于国家创业系统现有研究成果,对创业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个过程的认识,构建基于创业过程的国家创业系统概念框架及评价模型,从GEM-2012、DEDI-2012/2013和GCI-2012/2013中选取43个国家为样本及相关数据,运用可变规模收益条件下的非径向链式网络DEA方法,对国家创业系统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对于效率驱动型样本和全部样本,我国国家创业系统及其节点都是无效的,其中非正式社会网络、商务环境、市场规模、胜任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对创业态度五个投入要素需改进空间最大。因此,要提升我国国家创业系统综合效率,极为重要的是改进社会对创业的态度以提升创业意向形成效率,大幅度改进非正式网络、商务环境、市场规模和胜任的人力资源等要素,令更多具有创业意向的潜在创业者做出创业决策,开展创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