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事纠纷与政府应对——以清代河西走廊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水资源匮乏,水事纠纷频发。在水事纠纷的调处上,地方政府主导着跨县、跨流域等大型水案以及严重违犯水规事件的处治,并积累了较多成功的经验,对维护该地区水利秩序的平稳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具体水事纠纷调处过程中也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的状态。讨论河西走廊地方政府在水事纠纷应对中的作为,可为理解清代国家基层水利治理的实况等提供一个地方性案例。     

水事纠纷中的ADR运用

依靠非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我国采用非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历史悠久。然而,我国在解决这类纠纷时方式单一且技巧贫乏。针对我国水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存在的缺陷,借鉴美国此类领域的学理研究成果及丰富经验,我们发现,民间调解等多元非诉讼解决方式应在我国实践中被提倡和运用。这些丰富的纠纷解决方式应当何时被运用、如何被运用、运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和相关技巧等问题应被深入探讨和认知,以此来促进我国水事纠纷有效而完满的解决。     

论我国水事纠纷的解决机制

我国现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跨行政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不协调、同行政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混乱、行政处理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作用弱化、法律概念含混不清等诸多缺陷.在建设两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为建立统一、全面、系统、高效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应协调好水法规之间的多头规定,合理加强行政处理在解决水事纠纷方面的作用,建立专门的环境诉讼机制,并充分发挥非诉讼替代机制的作用.     

浅议新时期省际边界水事纠纷的预防与调处

黄河干流全长5464km,其中省际边界河段就有12处,长约1500km,占黄河干流的27．5％。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涉河建设项目越来越多,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省际边界地区的水事关系更加复杂,部分地区的水事矛盾突出、问题敏感,如果对水事纠纷的处理不当,将会严重影响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近年来,黄河流域省际水事纠纷呈上升趋势。     

官祀的滥觞与民祀的在场——明清佛山祖庙北帝诞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的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官方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而民间的"醮仪"则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祭祀北帝的平台和机会。官祀与民祀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社会整合。     

哈萨克斯坦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与节水计划

正1研制背景哈萨克斯坦实际水资源总量1096亿m3,人均水资源量多达7307m3,是中亚实际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水资源量最多的国家。但是,一方面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局部地区缺水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不善,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经常发生水事纠纷,甚至出现流血事件。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该国出现了水危机,产生了许多水利生态问题,其中最尖锐的是:(1)用水量不断增长导致水资源短缺;(2)地表水和地下水遭到污染;(3)失水问题严重;     

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相关边界规定

笔者运用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探讨了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的相关边界规定,即边界管理制度、对边界纠纷的处理及对越界者的处罚措施等。它是清廷施行于蒙古地方的盟旗制度的一些具体表现,然而清廷所订立的各种规章制度落实到具体的盟旗时则有许多变通。尤其,有清一代,为了避灾自救,被灾蒙旗牧民或有组织,或零散地移牧邻旗之事常有发生。     

纠纷与秩序:清代重庆工商团体纠纷调处机制

由于清代国家统治能力的有限以及正式法律制度层面的缺失,清代重庆工商团体在行业纠纷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司法档案等史料表明,当时相当数量的行业纠纷是通过工商团体调处得以化解的。工商团体实施的行业纠纷民间调处得到了清代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成为清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清代国家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工商团体实施的调处进行监督、施加影响,以保证调处始终处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从而达到国家控制社会的目的。     

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控,作为一种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闹漕"的重要形式,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围绕各种漕控案件,清代地方的官、绅、民展开频繁的利益纠葛与角色互动,"正当控漕"与"非法诬控"交织一起,成为官民之间维护私利的常见途径.漕控频发,问题的症结在于清代中后期漕政危机已经普遍地深入地方社会,浮收等积弊呈泛滥态势,而地方官所持有的办漕态度与执政理念往往直接决定漕控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漕控反映了漕粮征派对于绅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并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因而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清代国家事务在地方社会的执行状态以及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动向.本文选取了清代"匡光文控漕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的考察.     

从“悔错字”文书看清代至民国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的调解

“悔错字”文书是贵州地方大型档案资料清水江文书中的重要内容,主要记载农林业生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纠纷调解,清代至民国时期大量遗存于清水江流域。通过整理与分析“悔错字”文书,文章着重对这一时期清水江流域林业纠纷的调解进行了探讨。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调解林业纠纷的重要性,增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平安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影响探析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漕运对徐州的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漕运的畅通促进了明清小说和地方戏曲的传播,明清时期徐州兴盛的科举教育、繁荣的建筑文化和商业文化也都与便利的漕运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推动了徐州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晚清望族与地域公共事务——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参与工程建设、赈灾救济、地域治安等各项公共事务活动等,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官方在地域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望族本身亦通过对地域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得以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基层社会乃至地方政权,这既体现了晚清望族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     

清末地方分权主义的形成及其对民初政局的影响

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朝中央权力被迫下移,作为地方分权主义两大寄存体的各省督抚和地方士绅势力开始崛起。从太平天国到清朝灭亡,地方分权主义由弱到强。到了民国时期,地方分权主义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反而一时间成为一种政治思潮,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治国理念大相径庭,双方斗争不断,最终导致二次革命的爆发。     

晚清望族与地方教育——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利用自己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优势资源,投身于地域文教活动中,成为地方兴学活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望族的助学兴学活动促进了地域文教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也提高了望族本身的威望和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巩固或提升了望族在地域社会的地位。而晚清望族在地域文教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既体现着晚清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其本身亦进一步推动了国家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     

清代佛山酬神演戏及其功能

清代佛山地区的祭祀酬神多选用戏曲演出的形式。此一时期该地区的酬神演戏,具有酬神类型多、演出时间多而久、酬神演出费用较高等特点。此类演戏不仅酬神,而且对民众生活起到精神慰藉、休息娱乐、维持秩序的作用。     

清末地方权力扩大问题初探——以地方督抚为例

清末,由于传统的专制型权力结构被动摇,地方督抚的外交权、财权、军权不断地扩大,最终形成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集团,这就加速了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造成了王朝的体制失控。     

清代重庆史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的清代重庆史研究涉及商业、司法、社会生活、基层权力分割、地方行政、财政等几个方面。捕捉清代重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展现清代重庆社会的概貌。此外,本文还对未来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论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前后 ,地方督抚权力不断增长 ,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能够左右清廷政局的政治力量。晚清督抚不仅积极倡导新政 ,参与新政决策 ,还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君主立宪制的推行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形成“督抚新政”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威和政治信誉的下降 ,而地方督抚较之中央具有更多易于变通的因素 ,加上因民族危机、统治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激发了督抚自身思想的转化 ,使其对清末新政的领导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清中叶豫北荒政与公共领域控制

清中叶是清代的转型期,官方势力与地方势力争夺豫北地区公共领域控制主导权的斗争随着荒政的发生而不断深入,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官方对主导权的掌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肯定;地方对主导权的争夺表现为视死如归的追求。乡绅阶层有所崛起,却在官方建立的合法性统治秩序下难以有所作为,"绅权大张"成为一种情结。     

清末新式社团与士绅的转变--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但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政府指令的运作下,地方社会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