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与三元融合社会——关于雄安新区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大历史观角度来看,文明进步、发展模式、世界格局、科技创新、中国发展都处在重大转折期。全球创新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密集期,绿色、健康、智能引领创新方向,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新生物技术等多点突破、交叉汇聚,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科技革命加速产业变革。以人为本的人机物三元融合社会孕育兴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伙伴关系;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将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可能使机器从人类的工具和从属,逐步上升为伙伴。雄安新区因疏解而生、应创新而起、逐智能而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雄安新区建设最大的变量和增量,在未来建设中,应采取"国家创新特区"的体制,充分用好新科技革命的成果,积极探索人机物三元融合社会下的未来城市新形态。     

数字经济驱动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效应

目前以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视角分析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立足于大湾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我国“十四五”规划所倡导的推动深度融合的战略导向,在分析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业融合和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大湾区两业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相比于港澳两地和中心城市,对珠三角地区和外围城市的两业融合的影响更大;扩大市场需求从而引发质量变革是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主要路径,起着提升两业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从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建立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的进程等方面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组织开展产业关键技术研发、技术集成创新、工业化示范

正1海云网络新媒体技术(1)关键技术研发面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国家战略需求和"互联网+"时代下新形态、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应对内容多源化、传播形态与接收终端多样化等新媒体演进特性带来的技术挑战,中科院自主研制了面向WEB生态的新媒体服务与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以用户行为感知、网络性能测量。终端资源预测的人机物三元信息融合为     

海云网络新媒体技术

面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国家战略需求和"互联网+"时代下新形态、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应对内容多源化、传播形态与接收终端多样化等新媒体演进特性带来的技术挑战,中科院自主研制了面向WEB生态的新媒体服务与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以用户行为感知、网络性能测量。终端资源预测的人机物三元信息融合为基础,采用现场弹性自治的信息服务(海服务)创新技术架构,建立了首个行业级智能电视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全面公共信息安全服务及应用软件服务,促进服务升级、产业升级。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

新科技革命对产业变革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当前各国普遍存在政策焦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足,对新科技革命的认知还存在误区。通过政策分析和文献综述,提出要正确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本质,尤其要把促进新通用目的技术的扩散作为驱动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对于正在发生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如能在核心技术尤其通用目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就能赢得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将形成这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并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重塑制造业的发展要素、生产体系、商业模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然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与障碍,融合实践进展缓慢。需要找准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关键,选择合适的发展范式和战略路径,积极推动两者融合发展。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等多种不同的竞争性范式中,智能制造范式最具有包容性,工业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支撑智能制造的发展,以实体经济或者制造业为实施载体,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等为核心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与制造业发生深度融合,彻底改变制造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促使制造业发展步入智能化阶段。智能制造范式代表了未来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发展方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等是推动新科技变革的通用目的技术,智能制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之一,融合的关键在于将新一代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于制造业所有发展阶段、全生命周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联发展、同步发展。制造业企业、技术提供商和互联网企业是参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角色,从分工来看,对于制造业企业,积极实施数字化技术改造;对于集成方案供应商,主动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对于互联网企业,帮助制造企业实施云平台布局。全球制造业正面临着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强烈愿望,我国要不断挖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通用目的属性,打造新一代智能制造模式,并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尽早形成主导应用。推进智能制造发展,需要保持高度战略定力,明确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目标、方针和路径;通过推广示范工程和示范项目建设,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及其融合;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制定相关行业标准,补齐行业短板,打造工业互联网体系;探索数据信息规范监管,规范网络平台治理问题,以及强化人文学科等理论研究。     

旅游产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共享经济视角

采用两阶段NSBM模型,测度中国内地省级地区旅游产业创新的效率值,再运用tobit模型,分析制约新形态旅游产业创新绩效水平提升的具体因素。结果表明:要素创新和内生变革对新形态旅游产业创新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禀赋却产生反作用力,传统产业所依赖的区域经济水平的影响力更弱。因此提出,在共享经济背景下,应该突破常态化产业发展环境和成熟资源条件的约束,引导传统企业融合技术、理念和结构等要素创新,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创新发展实现突破。同时构建以企业或非企业的产业组织机构为主体的创新业态,促进非优区旅游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融合与链式:信息内容产业发展模式探讨

融合和链式是信息内容产业发展的两种主要模式.按照融合和链式发展思路,把握信息技术同其他产业融合渗透、信息内容产业链向外延伸和各环节协同发展的规律,探讨如何加快发展我国信息内容产业.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正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8月23日在重庆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两业融合”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成为产业未来的发展重要方向。以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分析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发现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中起到较强的“粘合剂”作用。制造业更加依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现代服务业却不能很好反馈制造业与国民经济,在“两业融合”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应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产业和要素结构,加快“两业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商与快递企业协同发展研究

企业协同发展、产业深入融合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电商和快递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梳理、剖析了我国电商和快递企业协同发展的脉络,结合互联网发展将其分为萌芽共生、缓慢成长等5个阶段,并总结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其次,研究了制约电商和快递产业深度融合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抗疫情助推我国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生产生活物资保障、复工复产等各环节得到广泛应用,助力科学防控、精准施控,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带来新的机遇。文章聚焦当前疫情影响下我国政府、产业、企业、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机遇,分析了疫情中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1)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2)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垂直细分领域的融合发展,丰富应用场景;(3)推动产业互联网建设,促进各产业数字化水平均衡发展;(4)加强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治理,保障数据的高效安全使用。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然而囿于对数字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解，社会各界对二者的关系存在诸多争议。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必须对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效应和特征进行判断，以澄清争议、深化理性决策。立足这一大背景，本文基于我国290个城市截面数据，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和截面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总体效应、条件性和阶段特征。研究发现：在总体层面，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著为负，已产生“挤出效应”。在条件性方面，不同实体经济水平条件下，数字经济的“挤出效应”存在恒定性，但挤出程度会边际递减。在阶段特征方面，数字经济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跨越临界值前，表现为“促进效应”；跨越临界值后，表现为“挤出效应”。进一步的空间差异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促进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数字技术支持与资源错配

修正资源错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产业协同集聚是改善资源错配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从外部性视角构建了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20年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PSM-DID模型,理论与实证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借助数字技术功能对资源错配的修正效应产生倒“U”型“本地-邻地”空间作用。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数字技术外部性对资源错配的修正作用越来越强。本文还发现：区域一体化战略通过提高区域间数字技术扩散强度会进一步提升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错配的修正效应。本文基于产业协同集聚在数字技术的调节作用以及在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作用下能够修正资源错配这一重要结论,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中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异质性

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互联网通过链接实体经济,能够促进产业深度融合、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力图揭示中国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的协同集聚、结构升级的影响,探寻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否对产业协同集聚和结构升级产生异质性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协同集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起中介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协同集聚,协同集聚的中介作用仅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城市异质性的经验证据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下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新型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能否助推黄河流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待探究的重要议题。鉴于此,运用内生增长数理模型厘清数字经济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并构建流域内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水资源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8年流域内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①全流域内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相较资源型城市更佳。②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具有边际报酬后发递增优势,上游、中游城市相较于下游城市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倒U型”特征,中等城市是未来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所在。④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创新、技术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传导路径,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是重要的潜在作用渠道,分维度的互联网发展和普惠金融呈现一致的趋同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充分认识城市性质、城市区位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化影响,因地制宜强化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红利效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浪潮,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为黄河流域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现阶段共享经济发展障碍分析及相关的政策启示

针对以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和互联网金融等为标志的平台经济是否就等于共享经济，以及部分平台经济的“真租赁、伪共享”模式是否也属于共享经济范畴等问题，通过对现阶段几种似乎与共享经济高度相关的新兴互联网商业模式进行分析与探讨，对我国现阶段共享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关联概念以及共享经济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学理性解释，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当前基于共享经济理念的若干商业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基于“共享经济”的基本经济学属性和特质提出了若干相关政策建议，尤其要突出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以及闲置社会资源再利用的“共享”特质，以期对当前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治理，以及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建设背景下的相关产业战略规划提供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机遇及应对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一个全球瞩目的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文章通过梳理归纳疫情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从产业转型升级视角比较系统地阐释了疫情下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机遇,并从市场和政府角度分析疫情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研究表明,疫情为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众多机遇,驱动力主要来自疫情冲击下的市场需求变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求。实施“增强动力型”结构改革是政府化疫情危机为产业发展新动力、培育长期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驱动典型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以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样本

分析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机制，采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所在27个地级市2012到201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全局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典型工业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以及对其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利用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依旧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推动典型工业化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推动产业转型速度提高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老工业城市的推动作用要高于资源型城市。基于实证结论提出数字经济助推典型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基于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技术发展方向研究——以绍兴纺织为例

通过技术的发展提升块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促进浙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本文以绍兴纺织为例,深入总结绍兴纺织产业及其技术发展现状,全面梳理国内外纺织产业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了绍兴纺织技术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研究提出了绍兴纺织的技术发展阶段及未来技术发展方向。     

长三角数字一体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数字经济驱动视角

数字经济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战略发展目标,需要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13-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并从要素配置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从细分的维度看,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推动数字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发展环境对区域一体化有正向推动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2）数字经济的资本、技术和人力三种生产要素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有显著正相关作用,加大对数字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因此,应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构建良好数字发展环境,加大对数字相关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提升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