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剑独行游

寒假,在书房读《独守苍茫》。书中一个司机的话实在见性格。只见“司机从工具箱里甩出一条红牡丹烟,吼道:‘抽！不抽是狗日的！’”虽然,话有些“粗”。 《独守苍茫》是武汉晚报记者范春歌的一本新闻性游记。这句“粗话”见之于该书的最后一文《天歌难再》。此文说的是范春歌漫游大半个中国后,忽一日害起“思乡病”来。于是,她决定从拉萨启程经格尔木转车往老家赶。车过唐古拉山,几位藏族汉子     

说长道短

解放日报今年5月18日第7版《海外博览》中刊登的《我看到的胡志明市》一文,作者是美国人波拉克先生。文中试图客观地反映如今胡志明市的人情风貌。文章一开头,就点明了时间:“这几年……”。可遗憾的是,编辑同志为该文配了一张照片“衣不遮体的越南少女”,居然是50年代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先生于1957年摄于越南的,原题为“战后”。据《海外星云》旬刊今年第8期封二对这张照片的介绍云:“这是一幅难得的写实作品,表现法国退出越南后,饱经战乱的越南人民又面临分裂的局面……,这幅作品比较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形。”     

一种新闻观点的迷误——对秋田草君的“进言”

去年3月间,我看到1988年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的作品后,写了两篇评论,短的一篇题为《反映时代风貌与展览脓疮——全国新闻摄影十佳作品之我见》,发表于山东齐鲁晚报;长的一篇题为《商榷与反思——漫评1988年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作品)评选》,有幸在《中国记者》第7期刊载。《中国记者》同时发表了齐鲁晚报曾刊登的秋田草写的《与以往不同的新闻观——向孙吴先生进言》,即反驳我那篇短文,并加编者按语,希望开展讨论,“以促进新闻摄影改革的深化”。讨论正在进行,现在我想借此机会,先对秋君的“进言”作一答复。“进言”首先否定我对“十佳”“多数作品不佳,基     

关于“海盗版”

1980年9月,我到英国访问的时候,伦敦一家出版语言教材和音像磁带的公司——灵格风语言中心,邀请我参观他们的总部。在介绍了业务情况和播放了录像以后,他们的版权经理拿出两本用新闻纸翻印的《灵格风教程》,说这是他1979年在广州买到的“海盗版”,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对此类“海盗行为”的态度。我回答说,我国目前还没有版权法,就我所知,中国既没有与外国签订双边版权协定,也没有加入任何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因此,目前中国利用外国的作品或外国利用中国的作品都不存在“海盗”问题。那位先生很聪明,听我这么一说,只好转换了话题。     

略说两部《鲁迅手册》

六十多年前,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第一部《鲁迅手册》以中华编译馆名义在上海出版。编者署名曹聚仁。其实,写一部《鲁迅评传》才是曹聚仁的初衷。曹聚仁曾回忆说:一九三三年冬,鲁迅先生到他家吃晚饭时,在他的书房里见到种种自己的作品和一大堆资料卡,于是鲁迅先生问:“曹先生,你准备替我写传记吗?”“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曹聚仁的回答,自然有点玩笑意味。众     

德媒培训“新新闻人”印象记

德国柏林Axel Springer（艾克赛尔·施普林格）大街65号,一楼能容纳140人的“大新闻室”里,有十几名年轻人总能比那些西装革履的《世界报》（《Die Welt》）采编人员更引入注目：他们会三五成群走出“大新闻室”抽根烟放松一阵,有人可能通过纹身来彰显个性,这帮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是《Die Welt（Kompakt）》（即《世界报》紧凑版）的编辑,但他们只在这份报纸工作了半年。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读写能力——读“新思路读写突破丛书”

打出“新××”的旗号，以“突破”等名目自诩，这是当前许多商品包括图书促销的一种时尚，但经过“鉴别”之后，你会发觉，这些东西未必“新”，也未必有什么“突破”，你会觉得“上当”。 当我面对山西教育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思路阅读突破丛书》和《新思路作文突破丛书》时，一开始也有上述疑虑。可是当我阅读了主编蔡智敏先生写的序言，并研究了两套丛书的编排体例，而且抽阅了丛书的一些章节之后，我觉得应当负责任地说：这两套丛书，与当前大量发行的各种练习册和作文选相比，它们是别开生面的；对于中小学生更有效地提高读写能力，…     

什么是“红色家族”

就我所知,仅在文摘类报刊上介绍过的,就有两个《红色家族》这种家谱式的作品了——一个是原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女儿点点的《红色家族》,一个是原南方某省负责人项南之后的《红色家族》。可见,写《红色家族》,是当今的一种时髦。也许笔者生也愚钝,总也弄不清这《红色家族》究竟是个什么。我不知道,《红色家族》的作者们,是不是《红色家族》的红色成员。如果他们不是红色者,那么,他们的“家族”,就称不上是《红色家族》。这是因为,他们     

从杨振宁的坦言说起

一次毕生难忘的谈话 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来,有一次谈话令我毕生难忘。 那是1986年深秋的一天,我与原《高能物理》主编徐胜兰如约去西苑饭店拜会杨振宁教授。在得知我的身份后,杨先生坦言道:“我不希望记者写我的传略。” 见我在那里发愣,杨先生解释开了。他说,作家徐迟写过一篇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的陈景润十分专心致志,撞在树     

余秋雨首次开口说文革旧事 我不是“文革余孽”

近来,对著名学者余秋雨的各种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新千年伊始,青年学者余杰的新作《想飞的翅膀》出版,对余秋雨的批评再度升级。余杰在新作中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余杰自称别人的批评没有批到点子上,没有真正的力度,“我觉得我自已这篇文章比他们一本书的分量都要重。”本刊特约撰稿杨瑞春日前对两位当事人进行了独家专访另外,余秋雨先生独家授权本刊发表他就余杰的批评致余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华商报》的民本意识

现在,新闻媒体报纸的竞争相当激烈,每天上班后,就有好几份报纸同时放在桌上,有的报纸是让人上瘾的,不看心里就慌,先睹为快嘛!可有的报纸,人心里就不那么急,放后看,也就看那么几分十几分钟。这让我想起,最近有次,我跟某学校几位从事理论教学的同志谈论起报纸时,他们也有同感,而且说得具体。有人说:“某些报纸,一两张报纸几分钟就看过去了,可是我看《华商报》,常常要看一、两个小时,有些篇幅还留着,以后抽空要再看。”有位老师说:“在西安,还有两句顺口溜:早晨一份《华商报》,中午一碗羊肉泡。”又有位老师说:“《华商报》不遮遮掩掩,敢讲真话…     

答余杰先生

余杰先生:您好!我还在“千禧之旅”途中。回国后接到的电话多数都提到大作《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今天又有一位记者远道送来了复印件,拜读了。大作的标题是第二人称的问句,我理应作个回答,也感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细读大作,您要我忏悔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石一歌”,二是《胡适传》,然后归结到整体表现。略作说明如下:一、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搞错了。     

记者同志:请注意写自己!——读《当死亡向我袭来的时候》

发表在下面的《当死亡向我袭来的时候》一文原载1982年9月19日《纽约时报杂志》,曾获1983年普利策新闻专稿奖。在这篇专稿中,作者南·罗伯逊只是忠实、朴素地介绍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这就是西方新闻学者所说的“个人经历报道”。“个人经历报道”并不始于今天。英国一代名相邱吉尔青年时代当记者时,就报道过他自己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见《西方新闻作品》一书中介绍的《我身体虚弱,但我却自由了》一文)。这里说一说为什么允许“记者写自己”。其实,道理不难明白:公众心目中的新闻,同新闻工作者理解的新闻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般读者(听、观众)说来,记者笔下的任何足以引起他们兴     

感染力——吸引读者的磁铁——兼评《母亲的脚和父亲的腰》

我在翻阅第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集的时候,一篇题为《母亲的脚和父亲的腰》(原载《中国船舶报》1997年4月11日)的三等奖杂文作品吸引了我。当我仔细阅读完这篇获奖作品后,我就琢磨:为什么这篇800字的短文能一下把我吸引住呢?原来是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在为《山河壮丽人多情》一书作的序中写道:“新闻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难达到的是什么?总结几十年走过的新闻道路,我终于抽象出来两个字:感染。十多年前,一位普普通通的     

神经官能症:自我挣扎还是时代症候?

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作为一种成长障碍 电影《真爱满行囊》里,小主人公伊莉莎自从身为精神病疗养院医生的父亲那里,听说所谓精神病人“只是无法适应生活”时,他们有如下的对话: “爸爸,我觉得我快发疯了.” “为什么这样说?” “我也无法适应生活.” 影片根据法国女作家安娜维亚珊丝姬的同名畅销作品《真爱满行囊》改编而成.     

“遗孀”一词请慎用

近些年 ,国内许多报纸在报道已故男性的在世妻子时 ,屡屡使用“遗孀”一词。如《新民晚报》在一篇介绍《钱钟书林非打架事件始末》文章开篇时这样写道 :“钱钟书遗孀杨绛先生……” ;再如《舟山日报》一篇特写《社会没有忘记他们》 ,记者这样写道 :“今年６８岁的顾美英是烈士李树章的遗孀。”“孀”是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歧视妇女情况下造出的一个字 ,从女从霜 ,“霜”既是声符 ,又兼有表义作用。丈夫死了 ,妻子要“守节” ,不再婚 ,才像霜那样冰清玉洁 ,所以“守节”又叫“守孀”。其实 ,早在１９８８年施蛰存先生就撰文指出 ,不可如此使…     

从“两棵枣树”想到的——小议编稿

初读鲁迅先生的散文《秋夜》,是在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那时我不明白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正因为不明白,我就老是默诵它捉摸它,直到40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我想,这句话如果落在今天某些编辑手里,恐怕早被删改成“我家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了。这么一来,简练则简练矣,可它还能够让人记住40多年吗? 起初我想,先生这样写大概是因为北京的枣树多。的确,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很少没有枣树的。后来才逐渐明白,先生之所以要如此强调,因为那不     

请详细讲讲顾老“飞毛腿”的故事

编辑老师:今年《新闻知识》第一期在“新闻知识讲座”专栏里,姚文华同志谈到了新闻界老前辈顾执中先生。说他“练就了两条‘飞毛腿’,不仅‘跑’出了许多好新闻,而且在被日伪特务枪击时,靠‘飞毛腿’幸免一死。”我对这“飞毛腿”的故事很感兴趣,想知道他的详情。希望了解顾执中先生事迹的老师能详细     

给《工人日报》挑刺

我长期订阅《工人日报》,深感这是一张比较严谨的报纸。而读了2001年10月31日《工人日报》的几篇报道,我觉得有几处毛病。虽是“白壁微瑕”,但有指出的必要。“他们”不能代替“一个”第一版通讯《首钢为何要实施战略大调整》的开头一段这样写道:“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首钢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世纪之交,他们又提出了‘面向新世纪,建设新首钢’的奋斗目标。”这句话中的“他们”     

新闻请勿夹迷信

1988年11月23日,在我国棋圣聂卫平于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中先后两次以一点之优险胜日本棋圣藤泽秀行之后,《人民日报》体育版以《行家说棋》为题报道了聂卫平如下的一段言论:“同藤泽秀行先生的这两盘棋是我近年来与日本棋手下得最艰苦的两盘。藤泽秀行先生下得极为出色,我的取胜也许是生前关心围棋事业的陈老总在天之灵的相助。”这是一段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文字。象这类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文字在《光明日报》上也曾见过。那是在同年春天,在“新体育杯”围棋赛决赛中,浙江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