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浅析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转换

在汉赋发展史上,和苑猎京都大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抒情言志赋.如果说“体国经野”的苑猎京都大赋表现的是汉代赋家的才情,那么汉代抒情言志赋记录的是赋家在制度和规范下的心态、情态与形态,其主题是“士不遇”.而汉代抒情言志赋对“士不遇”主题的吟咏又因时代及赋家思想、经历、性情的不同,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点.这种意义的转换亦可成为考察汉代士风变化的一条途径.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扬雄悔赋考辨——以扬雄《自序》为中心

从扬雄《自序》考察他的立身行事与思想著述,发现他晚年悔赋之语并非其真实想法的表达;而是反映他在目睹道之不行和赋之不用的情况下。对辞赋接受者的失望心态和对自己辞赋创作的回环自释。     

论汉代述志抒情赋中士人的情感流变

汉代士人创作了大量的述志抒情赋,这些赋作较好地表达了他们其时真实的内心情感。纵观这些作品,从西汉贾谊的愤激而无出路,到东汉张衡的归田而求淡泊,可以清晰地看出,汉代士人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流变。在这种情感变化过程中,儒家的出世精神和道家的归隐意识始终徘徊于士人们的脑海中,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     

扬雄“四赋”的突破

扬雄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创作了四篇赋,这四赋虽都为模拟之作,但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在形式、内容、风格等方面有很多的创新,这些为扬雄在汉赋史上赢得了崇高地位。     

扬雄与司马相如赋风差异之比较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美学品格的开创者和缔造者，而扬雄在对司马相如大赋创作之法进行全面继承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因此其赋作在题材内容、谋篇布局和写作手法上都各有独到之处。所以，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大赋是以流动飘逸见长，而扬雄的大赋则是以古雅深沉胜出，而这些特点是由不同时代赋予赋家不同的观照方式所致。     

扬雄《酒赋》探微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国人的性情,还渗入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作品中,邹阳的《酒赋》被认作是最早写酒的赋。但若深入考究则会发现,真正在写酒类赋文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应属扬雄的《酒赋》。扬雄的《酒赋》不但开启了后世作家写酒的先河,且对周边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以往学者研究扬雄的作品,对此赋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多有忽略。探讨扬雄《酒赋》与邹阳《酒赋》的先后,继而分析扬雄《酒赋》对文学创作题材的拓宽、俗赋的创作风格以及接受和影响,可一窥此赋在写酒类文学作品中所处的独特地位。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骚体赋:汉代的一种抒情文体--兼议以诗歌为抒情文学和自觉文学的局限性

近几年许多人只强调汉代文学的代表体式是猎苑大赋而断言汉代没有抒情文学，认为只有诗歌才是抒情文体。而大量骚体赋的存在尤其是它所担当的抒情功能却一直被忽略。笔者认为骚体赋是汉人默认的抒情载体，与骋词大赋共同构成了汉代文学的整体，不应轻视。     

抒情、言志到炫学——清代通俗小说文人化的历史轨迹

清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自我表现色彩的强化,才学展示成分的增加,对现实的逐渐贴近,以及艺术上的不懈探索,使得通俗小说的文人色彩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前一个世纪极度繁荣的题材类型或走向衰落或发生新变。这一变化一方面是古典小说自身发展的结果,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写作,将通俗小说作为抒情、言志、炫学的媒介,给通俗小说带来了新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与社会政治变动以及历史大变迁所引发的思想文化流变有着重要关系。     

东汉抒情赋的悲情背景

东汉王朝曾一度中兴,但随后的政治形势更趋黑暗,士人生于其间,往往无能为力,有志不得施展,因此,在其作品中感慨命运的悲惨屡见不鲜。具有悲情色彩的抒情赋在东汉兴起,更可见士人遭际与时代的紧密相连。     

张衡对东汉赋抒情内涵的拓展

本文探讨张衡的大赋与小赋对东汉文学抒情内涵的突破与发展。     

论西汉抒情赋

西汉赋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关注内心、抒发情感的。西汉抒情赋的变化、发展受赋家们心态变化的影响,而赋家们的心态又随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贾谊、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正是反映这一变化的重要人物并有赋作体现。     

论西汉抒情赋

西汉赋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关注内心、抒发情感的。西汉抒情赋的变化、发展受赋家们心态变化的影响,而赋家们的心态又随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贾谊、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正是反映这一变化的重要人物并有赋作体现。     

两汉抒情赋中的老庄思想

汉代的抒情赋中蕴涵着浓厚的老庄思想.祸福相倚,远祸自适;安之若命,与世连迤;理想社会,隐居避世;情感激切,愤世嫉俗等等,构成了两汉抒情赋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而这些无不体现着老庄思想.由是可以看出,老庄思想在两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扬雄《逐贫赋》与汉代民俗

《逐贫赋》并非运用了拟人和想象,其中的“贫”实系西汉民俗信仰中的“贫鬼”,与此相关的民俗为“除贫”。《逐贫赋》第一次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回答了文化史上一个重大命题：当被政治的浊流冲击到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完成文化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论陆机抒情赋中的自我形象

陆机的抒情赋成就较高。通过抒发自己对故国、故乡、家族、亲人以及自身的真实情感,陆机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个在现实中徘徊挣扎的文人形象。这个形象既有敏感脆弱、情感丰富、高傲自负的一面,又有坚忍不拔、深藏压抑、自卑妥协的一面。从广义上来讲,这个文人形象既可以是陆机,也可以是西晋时期整个文人群体的现实写照。     

《汉书·艺文志》刘歆、班固选扬雄赋考论

《汉书·艺文志》由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在扬雄赋的著录上，班固在《七略》原四篇赋的基础上增补了八篇，本文就这十二篇赋的篇名和刘歆、班固各选扬雄赋为哪几篇作考论，从而看出刘歆和班固著录扬雄赋的标准之差别，感受二人不同的文学观。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