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的意义与困境

高校纪委履行监督责任是新的社会历史形势下,强化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校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对于预防和惩治高校的权力腐败行为、推进高校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加强,以及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得以贯彻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监督同级党委"难到位"、监督二级单位"易缺位"以及监督的"实效"不强和监督的"难度"很大,是高校纪委履行监督责任面临的主要困境。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局面——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这一深刻论断。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之后,党的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无疑为未来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描绘出新的图景。因此,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要深刻认识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认真坚持依宪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规范权力运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共产党宣言》的继承和发展

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高频词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关键词联系起来,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自由发展"到全面"发展";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以"人民"为中心;从"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到加强"党的建设";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到"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     

关系事业成败的三个"监督重点"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三条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条规定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监督的本质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这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内监督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

有了公共权力便有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以法律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专门技术控制权力。     

我国高校监督缺失问题探讨及对策研究

对高校的监督主要是政党监督,既包含了政府对部门的党内监督,也包含了国家行使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外部监督。高校是我国教育科研的重要力量,由于高校职能、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的特殊性,使得党的监督在高校总的监督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内部监督体制的不够完善,以及社会和群众监督意识的缺失,导致高校监督形同虚设。为此本文以高校为监督客体,分析当前我国高校党的监督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的措施。     

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经验,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方针。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更需要我们自觉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新布局。     

反腐败党外监督形式的创新:建立家庭成员监督体系

随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家庭已成为腐败与反腐败较量的重要阵地,建立家庭成员监督体系成为当前预防腐败的一种需要。家庭成员"三全"监督体系,是坚持以人为本、依靠群众防腐拒变的党外监督体系,是加强对主要领导监督的一种形式创新,对提高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校党员干部践行“严于用权”的浅思考

"严于用权"是党员干部在新时期坚持党的宗旨,加强作风建设的根本遵循。高校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人才培养的重托,高校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手中最大最重要的权就是人才培养权。高校党员干部严于用权,就是要"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就是要依法、科学、民主地履行好用人权;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论对权力运行监督检查的着力点

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检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文章分析了当前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进一步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应在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发挥党内外监督的合力作用、完善权力问责与纠错制度、推进"暗访"式督查工作等方面着力。从本质上讲,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检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的现实问题。     

以智慧校园支撑大学治理——“教育治理”视野下高校信息化的角色、共识和活力

<正>今年1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教育治理"的理念,并把今后一阶段我国教育工作的目标确定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教育领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主动转变思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转型。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这一字之变意味着我国教育体系整体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巨大变革。笔者认为其中的核心就是"角色"、"共识"和"活力"这三个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校“纪审巡”贯通协调路径探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对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贯通协调提出了明确要求。审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都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内部审计在履行经济监督职责中,需要加强与纪检监察巡察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推动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推动增进民生福祉,推动规范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论文探索了高校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与内部纪检巡察等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实现组织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提出了帮助高校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促进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助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在新修订的党章中也充实了"四种形态"的内容,这都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重要部署,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考。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与措施,是由党的性质、执政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为各级党委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提供了可行的工具和具体方法,也为纪委履行监督责任深化"三转"提供了新方向。     

高职高专经管类专业分能力模块实施项目学分制培养模式——基于财务能力的探讨

为推进"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工程",财经管理类专业在办学思想上,应变学科应试体系为技能应用体系;在教育过程中,应"变单纯认知过程为综合能力实践过程";考评标准上要"变学过什么课程为能做什么事情,具有什么能力";应采用分专业能力项目学分制的专业岗位能力模块教学,使教学模式做到教、学、做合一,体现课程学习的岗位性,实用性,内容上体现岗位思想、技术、文化的综合要求。     

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以率先形成"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权责调适与法治路径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以及社会治理结构优化的重要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必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和谐互动的社会。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时由于权责定位不清而导致其出现权责让位、缺位与越位现象,并进一步使得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发挥不足,严重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社会组织资源依赖与身份依附下的角色异化;行政捆绑与权力限制所导致的社会组织专业服务身份弱化;政策模糊与政—社、社—社利益博弈中的越界冲突。只有定位国家战略部署,从法治轨道上厘清政社权责,确保实现政社合力,才能更好地顺应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需求。为此,需要优化法律规范,明晰政社权责;强化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构建政社合力机制,助推多元主体共治。     

社会治理中道德制度化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昭示了党和政府完善社会治理的强大决心。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然而,当前道德意识的羸弱、道德行为的功利、道德评价的恣意和道德规范的滞后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道德约束、道德监督和道德激励三个方面探求道德的制度化是充分发挥道德的社会治理功能的重要途径。     

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校园

和谐校园的建设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新形势下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历史选择。建设和谐校园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改变旧有的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改善、协调校园内外、软硬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健康发展,促进学校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一直是实现地方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中央政府只负责向基层社会获取各种资源,而由乡绅实现有效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这种治理结构中,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这种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成为"自治"观念输入中国的社会背景,这也就决定过了"自治"观念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和中国的乡绅治理联系在一起。随着清政府的瓦解,新生政权的诞生,原有的治理结构被逐渐重塑为基层社会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治理结构,这也为"自治"观念转化一种外生性的观念奠定了实践基础。     

我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地方治理理念兴起于西方社会,于20世纪末传入我国,有多种理论学说与治理模式。这一原本属于政治学与管理学领域的概念从法学角度看,即地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需要在借鉴西方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厘清我国政府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分权协作关系,与社会组织、市场、公民的制约监督关系,从而为构建我国的地方治理体系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