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置了媒体议程——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中的媒体报道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公众的注意依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议程设置。那么谁又设置了媒体议程呢?本文采用议程设置理论,以2004年至2013年十间发生的23个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北京市8家报纸的463篇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显示,在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中,来自于政府的信息是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政府议程可以设置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和态度;在相关食品安全报道中,存在可以设置其他媒体议程的精英媒体。     

政策议程建构的传播流程的个案分析——以“劳教制度”议程建构为例

本文采取个案分析法,通过对“劳教制度”这一议程的建构过程的展示和剖析,试图了解媒介是如何影响政策议程的？本文将媒介影响政策议程的过程分成了具有时间先后顺序的四个步骤,1、报道焦点事件,成功设置媒介议程;2、媒介议程塑造了民意;3、造成“民意景观”,形成了舆论压力;4、将舆论压力输入政治体系,触发政策议程设置。     

试论生态危机下环境报道的议程设置

本文从中国环境报道议题设置溯源及概况入手,分析了中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形成的机制及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提出了环境报道议程设置持续性构建的建议。生态文明的议题构建应该厘清环境报道的机制,才能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云南媒体艾滋病报道的议程设置——对《云南日报》的内容分析

本文通过对《云南日报》1985-2009年每年11月、12月的包含有关键词"艾滋/艾滋病/爱滋病"的371篇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云南媒体是如何建构和呈现艾滋病议题的及其导向作用,并结合相关研究对云南媒体提出了些许建议,媒体应该充分做好媒介议程设置,适时加大相关信息流量,使得这些信息处于明显优势地位,成为舆论的焦点。     

西方媒体新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基于2013对中国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英文）

中国形象为何?西方媒体如何在常规报道中描绘中国这一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审视关于中国(包括上海)的报道。具体地,本研究通过2013年西方媒体相关议题报道的数量、显著性等方面来考察其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议程建构。研究揭示了有关中国的媒体议程和有关上海的媒体议程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结果还显示精英媒体的商业报道在塑造中国形象上的议程设置作用,这阐明西方媒体中的动态议程设置过程。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西方媒体试图平衡对中国的正面和负面评价,而把媒体注意力引向世界舞台。最后,文章在文化和软实力,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的背景下对结果进行讨论。     

网络媒介勃兴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之后,不少学者纷纷着手对“议程设置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功能”进行研究。所谓“议程设置”,即媒介通过对某些议题报道量、报道顺序的不同,影响了受众对它们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为受众设定了议程。20世纪末,网络媒体兴起,在网络媒体的大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段]     

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程互动

2011年7月23日发生的温州动车事故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场事故中,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率先发布了消息。从事故的揭开,到事故原因的讨论,再到事故责任的追究,微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网友们自发地设置了微博的网络议程。与此同时,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也参与到该事件中来,积极报道事件的最新进展,构建了传统媒体的舆论阵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积极互动,促成了事态的妥善解决。     

简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具有双面性,应用恰当,则会保护和体现公众利益,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的发展秩序,否则,就会产生负面效应,使本来并不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和阻碍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运用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对于正确把握报道议题的角度及倾向性极为重要。     

公共政策议程中的传媒模式及存在的问题探析

传媒模式是公共政策议程建构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其理论基础在于议程设置理论。该模式中,传媒通过调查性报道、系列报道等方法来建构政策问题。目前该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弱势群体等关注过少,不利于这一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因此,应当加大对其关注力度,使公共政策制定更为公平,从而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四大国际广播电台APEC会议报道比较研究

本文对北京APEC会议召开期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报道内容进行统计、梳理,考察四大国际广播电台在国际重大事件议程设置上的差异,分析四大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趋势、报道形式、消息来源、报道范围、新闻人物等,特别关注四大国际广播电台对于涉华议程的报道。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议程设置”——以《楚天都市报》对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突发事件一直是大众媒介的报道重点。然而,因媒介对报道“议程设置”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报道都能引起受众的兴趣。本文就《楚天都市报》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作了分析,重点研究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议程设置”的功能。     

议题属性设置理论与突发事件报道

在突发事件频发的时代,媒体应充分考虑突发事件报道的社会影响。议题属性设置理论为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提供了一个视角。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通过对于事件属性的选择,可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弗格森事件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以大陆、香港、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为例

在国内框架分析的实证研究中,框架建构与议程设置的混用极为普遍,即将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频率、稿件安排方式及组织方式等议程设置的内容解释为媒体对于报道框架的建构。而实际上,媒体议程设置与媒体的报道框架影响受众的路径与结果是不同的。本文拟从媒体选择框架与符号框架两个方面入手,对大陆、香港与美国的六家媒体关于弗格森事件的报道进行框架分析,来具体说明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的新闻报道框架之间的差异,以及报道框架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区别。     

黑龙江大学校庆报道中的议程模式

本文从2011年黑龙江大学70周年校庆报道入手,结合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分析校庆之前及其进行之中的新闻报道议题及其传播效果。对目前校庆报道中的议程模式所体现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由于校庆这类事件所具有的普适性,对高校舆论引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析我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中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国际新闻在我国新闻报道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报道中存在客观性不足、倾向性明显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报道中存在意识形态误区、议程设置误区和文化趣味误区。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浅谈大众媒体对公共事件报道的舆论支点——以央视对＂药家鑫＂案的报道为例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以微博为代表所形成的网络舆论,对大众媒体的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上。本文以央视对“药家鑫”案的报道为例,探讨大众媒体在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上该如何寻找舆论支点,以及建立什么样的舆论支点。     

重大灾害报道的议程设置

本文从“议程设置”理论入手,探讨传媒如何对重大自然灾害事件进行报道。对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报道, 就必须对议程的时间、内容和方式进行合理地设置。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传媒必须进行最及时地报道,并且采取“生态型”的报道方式来设置最佳的内容。传媒通过不断提高对重大自然灾难事件的报道水平来实现自身公信力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中博会前期报道与安徽形象塑造——以《新安晚报》为个案

第四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博会）在安徽合肥举行,安徽省各媒体在之前的筹备阶段都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报道。本文以《新安晚报》为个案,对中博会前期筹备阶段的报道进行分析,试图阐述都市类报纸在中博会前期报道中呈现出的媒介议程,借以考察传媒组织在议程设置方面的特点、潜在的社会影响,期望能给都市类媒体在面对重大活动策划时找到一些参考。     

用议程设置强化军区军兵种报突发事件报道优势

随着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频频发生,突发事件报道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作为一线报道的军队新闻媒体——军区军兵种报纸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也相应有着更易获得一手信息等优势。而如何正确处理突发性事件报道,在民众中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我军塑造正面的军队形象,值得军区军兵种报纸深思。     

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议程中的功效研究——以《中国妇女报》关于反家暴法的报道为例

我国反家暴法于2016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项法律从草案的提起,到最终通过实施,历经七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各界对此强烈关注,并展开广泛讨论,新闻媒体也表现出了重点关注。本文以《中国妇女报》关于反家暴法的报道为例,分析其报道在各个阶段所发挥的功能,并对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议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