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搜查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直接目的就是收集犯罪证据或查获犯罪嫌疑人.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刑事搜查的实施一般具有很大的强制性,以直接侵犯相对人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和财产权为代价.我国现行搜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的刑事搜查制度,既能发挥搜查的应有职能,又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成为我国搜查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获取犯罪证据的有效侦查手段,它也是可能侵犯公民人身权、隐私权以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因此,国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证明标准或条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搜查法律规范非常粗放,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侦查机关无须向第三者证明采取搜查措施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的搜查屡见不鲜。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制度和技术性规定以完善我国的搜查实为必要。     

刑事搜查概念、性质与类型分析

搜查作为一种经常使用的侦查手段,目的是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搜查在性质上属于强制侦查,有不同的类型,对不同类型的搜查法律有不同的要求.搜查在揭露、打击犯罪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也易于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分析搜查的概念、性质和类型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刑事侦查中电子证据取证程序的规范化

电子证据是与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相关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又不属于其他证据种类的材料。电子证据与载体的依赖性和可分离性、传输的迅速性和储存的隐密性、记录方式的特殊性等特征决定了电子证据取证和辨识的困难性。基于程序法定的要求和基本人权保障的需要,在刑事侦查中,应当进一步对电子证据的取证程序加以规范,不仅应尊重人权,保证取证主体适格、取证程序法定,而且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科以强制记录与保存信息的法定义务,还应规范现场勘查程序、完善搜查和扣押程序,规范技术侦查措施。     

刑事侦查中检查代替搜查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发现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用检查代替搜查的情形较为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制度不健全、侦查人员程序观念不强、非法证据救济制度缺失等,因此应转变执法观念,建立无证搜查事后审查制度、健全非法证据救济制度,方可革除这一弊病。     

美国校园搜查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校园搜查制度朝着法治化的方向进行改革。启动搜查时,学校的合理怀疑达到或者超过"合理怀疑"标准;客观充分的证据显示学生涉嫌违纪、犯罪;启动搜查的目的应当具体。在实施搜查时,学校搜查的人身侵入强度应当合理;搜查的范围不得逾越合理界限;搜查的范围与搜查目的具有合理关联;禁止不合理的同意搜查。     

司法鉴定中电子取证措施

电子证据相对于传统证据有其自身的特点,基于证据在犯罪侦察和犯罪处罚中的重要地位,在司法鉴定过程应根据不同的电子证据形态采取不同的措施,以期提高电子证据的证据效力。     

域外刑事电子证据取证立法研究

现代信息社会,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证是电子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电子证据取证的规定极不完善。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立法有许多先进经验,对其进行研究对完善我国电子证据取证制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论电子证据的种类归属

电子证据的种类归属问题,一直颇受我国学界关注。2011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和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将电子数据列为证据的一种,契合了时代发展,但对证据种类的规定,仍有不甚合理之处。学界对电子证据的证据种类归属见仁见智,但是目前学者们所持的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混合说、独立说,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以电子证据取代视听资料,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是与科技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也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有重要意义。     

论电子证据的种类归属

电子证据的种类归属问题,一直颇受我国学界关注.2011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和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将电子数据列为证据的一种,契合了时代发展,但对证据种类的规定,仍有不甚合理之处.学界对电子证据的证据种类归属见仁见智,但是目前学者们所持的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混合说、独立说,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以电子证据取代视听资料,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是与科技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也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搜查的正当性——以美国法为范例的分析

文章以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为例对刑事搜查的正当性进行了分析,从刑事搜查的正当性基础、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展开论述,明确了在何种情况下国家才得以因刑事追诉而干预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启动搜查行为的正当性在于搜查制度是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冲突和平衡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往往会在政府利益或个人利益上有所倾斜,但始终以维护个人基本权利为底线。其对我国搜查制度构建的启示意义在于:搜查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侦查人员启动搜查行为必须具有正当性。     

比例原则视野下的强制搜查

强制搜查是一种经常使用的侦查手段,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强制搜查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导致了实践中很容易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因缺乏制度依据而使强制搜查行为无所适从,贻误侦查取证时机;要么因缺乏制度约束而造成强制措施的滥用,侵犯公民正当权利。强制搜查中引入比例原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按照比例原则适合性、必要性、损益均衡的要求,侦查机关能够选择出最具适当性的强制方式和手段,并使搜查行为得到有效的指引和控制。     

德国搜查扣押制度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今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趋势必将是日益关注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德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建立在搜查扣押制度基础上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以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依据,以＂证据禁止＂理论为基础,在施行过程中以＂法治国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判断之标准,并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但德国的司法设计和证据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效果。     

我国电子证据制度的构建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电子证据在解决法律纠纷中的地位日渐彰显,而我国在电子证据方面的相关立法仍具有明显的不足,学界对电子证据的定位仍有分歧。在这情况下,有必要对电子证据进行深入分析,以利于构建我国电子证据制度。本文首先分析电子证据的概念特点,接着把其与书证、视听资料加以比较,以此来确定其独立性。最后,在此基础上,从电子证据的举证责任和真实性审查等方面提出建议。     

论电子证据的种类归属

电子证据种类归属问题是电子证据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前提。在各种学说中，“视听资料说”和“独立证据说”虽不完善却有其合理性，对电子证据种类归属的解决应当是吸纳“视听资料说”和“独立证据说”的合理部分，以电子证据吸收视听资料，合并成为诉讼法第七种证据。     

比较法视野中的搜查制度评析

搜查直接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财产、住宅和隐私等基本权利,各法治国家将对搜查的限制性要求规定在其宪法性文件中,在《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等中规定搜查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明确了搜查的例外,对非法搜查设置了多种程序与实体的救济途径。     

论电子证据对传统刑事证据理论的冲击与应对

电子证据对传统刑事证据的内在扩张表现为对传统证据概念的适度拓展及对传统证据规则与原则内涵的丰富。电子证据对传统刑事证据的冲击根源在于电子证据技术手段的关联性、无限性与刑事证据法律之人权保障性、有限性之间的内在冲突。扩张解释、类比推理及适时创新将是传统证据走进虚拟世界的三条重要进路。     

电子商务中数据讯息的证据问题及其解决

电子商务所引起的证据效力的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计算机所储存的数据或数据讯息能否在诉讼中被法院采纳为证据即证据可采纳性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数据的证据价值或证据力的问题。数据讯息在英美法系所遇到的证据法问题，突出表现在英美法系国家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构成了采纳数据讯息作为证据的主要障碍。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民事诉讼中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其证据的取舍和证据力的大小，完全由法官凭借“良心”与“理性”自由判断，但某些大陆法系的法律规定了可采纳为证据的清单未包括计算机记录，因此在这些国家，仍存在数据讯息的证据效力问题。另外，在大陆法系国家，应用计算机还会遇到原件要求的证据法障碍。面对数据讯息在证据上的可采纳性问题及其证据力问题，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分别通过国内立法、国际统一规则及交换协议的不同层面，通过排除障碍，功能等同等方法，对于数据讯息给予应有的证据力。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不包括数据讯息。有学认为可将数据讯息解释为“视听资料”，另一些学则认为应将数据讯息作为一种“书证”来对待。本认为，我国的证据立法有两种思路可以选择。第一种思路是根据数据讯息的不同表现，分别将其纳入传统的证据种类如电子物证，电子书证，及电子证人证言等。第二种思路是将数据讯息规定为与视听资料、书证等并列的单独的证据种类。     

论电子证据收集的三个认知误区

电子证据的收集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制度及其完善

证据保全是有关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对证据材料采取措施加以固定和保护,以保存其证明力的一种制度,包括诉前证据保全与诉讼中的证据保全。我国现行立法对证据保全的规定过于简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