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南戏的人文情怀——以《荆钗记》为例

南戏是宋元时期出现的一种戏曲艺术创作,被称为四大南戏之首的《荆钗记》,是婚恋题材的南戏作品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荆钗记》通过钱玉莲和王十朋的爱情故事,完成王十朋和钱玉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其独特的婚恋观,同时表现出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和浓厚的人文情怀。     

《荆钗记》注释商榷

俞为民《宋元四大戏文读本》对《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曲白中的方言、典故以及戏曲术语都作了注释,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其注释尚有若干可疑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仅就《荆钗记》中一些注非所当之处,提出修正意见。     

《宝剑记》三题

传奇剧源于南戏,元末高明《琵琶记》的出现,标志着传奇剧的成熟。而同时之《拜月亭》、《白兔记》、《荆权记》、《杀狗记》,后人号为“四大传奇”,使传奇剧的创作和演出,趋于繁荣,渐有取北杂剧而代之的势头。然而沿至明初,百余年间,却又呈现颓落之势,一时享有盛名的邵灿的《香囊记》、邱浚的《五伦全备记》,或以时文为南曲,或敷陈酸腐之伦理,把传奇剧创作引入歧途。直至李开先《宝剑记》出,才一扫剧坛冗卑之风,振聋发喷,推动了明中叶以后传奇剧再度繁荣和发展。李开先平生所作传奇剧不多,除《宝剑记》外,另有《登坛记》、…     

近年来南戏《拜月亭记》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就近年来南戏《拜月亭记》的研究情况作了大概回顾,对其研究的不同方面以及研究深度作了简单介绍。从数量上看,近年来对此剧的关注并不多,南北《拜月亭》的比较,《拜月亭》与其它戏剧小说比较以及其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从研究深度上看,对于作者、版本的考证至今尚无定论,而在艺术审美方面则流于浮泛。这说明对南戏《拜月亭记》的研究关注并不够,研究还不成熟,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工作。     

中国文史上的“四”

经典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楷书四大家 :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赵孟兆页。明代四大传奇 :《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元曲四大爱情剧 :《墙头马上》、《拜月亭》、《西厢记》、《倩女离魂》。民间四大传说 :《牛郎织女》、《孟姜女寻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中国文史上的“四”     

略谈《荆钗记》的主题思想及艺术成就

元代南戏《荆钗记》问世以后,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几百年来,在舞台上搬演不衰。近年来北方昆曲剧院又改编、演出了了这部名剧,它仍使观众受到一定教育并获得艺术享受。对于《荆钗记》的评价,明清两代论者多着眼于艺术表现技巧方面,近三十年来,却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过绝然相反的意见。肯定者认为这部戏文“在突出封建社会婚姻悲剧     

南北《拜月亭》的审美差异比较

本从演述方法、艺术结构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对杂剧《拜月亭》和南戏《拜月亭记》进行了比较，认为二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表达方式，杂剧侧重于抒情而南戏侧重于叙事。这既与作家的不同身份相联，也与诗歌和小说对二的影响密切相关。     

略论关汉卿剧作的传奇改编本

现存关汉卿剧作十之七八都有很强的民主性和艺术性。明清以来据关著改编上演者代不乏人,从而扩大了关剧的影响。首先改编关剧的,当推元人施惠。他把关氏的四折短剧《拜月亭》改编为大型南戏《拜月亭记》,很好地体现了原著的反封建精神。自此以后,明人把关剧改编为传奇的,仅就今所见者还有《玉镜台记》和《金锁记》。以下试对这些改编本略加评论。     

修辞例话二则

《春秋》一书两处记“陨霜”,一为僖公三十三年,云“陨霜不杀草”,一为定公元年,云“冬十月陨霜杀菽”。一举草,一举菽,两者书法不同。对此,《左传》、“公羊传》均未阐说,独《谷梁传》于“陨霜不杀草”云;“未可杀而杀,举重也;可杀而不杀,举轻也。”范宁集解:“重,谓菽也;轻,谓草也。轻者不死,则重者不死可知。”于“冬十月陨霜杀菽”云:“未可以杀而杀,举重;可杀而不杀,举轻。其曰菽,举重也。”范宁集解:“举杀豆(按:豆即菽),则杀草可知。”“不杀草,则不杀菽,亦显。僖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是也”杨士勋疏:“陨霜二文不同书,故范特为一例。传嫌独杀菽,不害余物,故以轻重别之。菽易长而难杀,故以杀之为重。重者杀,则轻者死     

戏文《杀狗记》的重新演绎——论改编粤剧《杀狗记》的叙事结构

《杀狗记》为中国四大南戏之一,由创作至今历近六百年,改本繁多,而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代冯梦龙的改定本。《杀狗记》的改本众多,且流传甚广,以20世纪粤剧为例,从1999到2000一年间就出现了两个《杀狗记》改本——区文凤改编的《杀狗记》、阮兆辉改编的《杀狗劝夫》。钱南扬认为《杀狗记》屡遭删改是由于其剧情不合理,且篇幅过长,故本文以中国传统戏曲结构理论结合西方叙事结构理论,研究及分析粤剧《杀狗记》改本在叙事结构上的改编及动机。总括来说,区本成功以角色带动及重新组合原本拖沓冗赘的原文,并突显主要角色之间对立关系,加强戏剧的冲突和张力,令全剧更见紧凑;改本更突出了戏曲中的"真情",并见证当代社会的现象和诉求。     

略谈古文体中的“传、 记”“说、 论”“书、 表”及其他

“传”和“记”都属记叙文体。“传”以写人物为中心,“记”以叙事、写景、状物为主。“传”一般记载人的生平及主要事迹,侧重于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如《童区寄传》、《大铁椎传》等。与“传”相类的还有“行状”,如《段太尉逸事状》的“逸事状”即为“行状”的变体。     

《长亭送别》中崔莺莺性格发展之简析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四大爱情剧之一(其它三部为:关汉卿《拜月亭》、白朴《墙头马上》、郑光祖《倩女离魂》)。一四二二年明初重要戏曲作家贾仲明在其吊王实甫的词[凌波仙]中说:“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可见《西厢记》是备受推崇的。也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恋爱故事,出自中唐诗人元稹写的《会真记》(亦名     

“轼”可以登

郭锡良先生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所选《左传》庄公十年长勺之战“登轼而望之”作“登,轼而望之”这样读似不无可商之处。此处,“登轼”实不能拆开读,“轼”不但可以登,而且必须登。据《周礼·考工记·舆人》载,“轼”是镶在车厢前部墙板上的木条,(参见戴震《考工记图》)一般供人凭扶,作战则成为登高望远的凭借。(见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吕氏春秋》中即有“登轼”的例子:“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     

新、旧《唐书》龃龉散录(二)

关于状元宰相苏检最后的结局，《新唐书》《昭宗纪》载：天复三年二月，“丙子，王溥罢。朱全忠杀苏检、吏部侍郎卢光启。”同书卷一八三《卢光启苏检传》则云：“帝还京师，苏检长流环州，光启赐死。”前后记载有矛盾。《旧唐书》无《苏检传》，亦无《卢光启传》，可见两书对入传人物的取舍颇不一。其《昭宗纪》天复三年亦未记苏检事。然其卷一七七《崔胤传》载：“昭宗初幸凤翔，命卢光启、韦眙范、苏检等作相。及还京，胤皆贬斥之……”苏检究竟是被贬斥，还是被流放，还是被杀？《资治通鉴》卷二六四云：天复三年二月“丙子，工部侍郎、…     

从《家政集》看王十朋的治家与从政理念

南宋王十朋家族从其祖父时期便以“孝”著称乡里,至其父亲时期该家族“以士易农”,逐渐形成“以孝治家,以儒为业,兄弟友爱,夫妻相穆,闺门和睦”的家风。王十朋以此家风为基础,在他的著作《家政集》中提出“敬祖,继志、孝敬、相敬、友悌”五种治家理念,以此形成“人祖、父子、母子、夫妇、兄弟”五种以“孝”为核心的人伦关系,进而构建理想的家庭。王十朋把以“孝”为核心的治家理念外延至从政,形成了其“忠孝”的政治品格。     

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和版本

一、从南戏的发展看南戏的作者和版本问题作者和版本问题是南戏研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永乐大典目录》中所载“戏文”三十三种,均未注明作者①。明徐谓《南词叙录》载南戏“宋元旧篇”,除高明作《琵琶记》外,未注出其他作者②。但到了明代后期及清初许多戏曲著作、目录中,则给南戏作品标出了作者。在版本方面,大部分宋元南戏都没有全本保存下来,流传有全本的几种重要作品,如《拜月亭》《荆叙记》《白兔记》等都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有差别。这两方面的问题与南戏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也必须把它们同南戏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才能正确解决。     

才子佳人 大团圆——传统戏曲

翻阅中国古典戏曲名篇《牡丹亭》《西厢记》《荆钗记》,翻阅《赵氏孤儿》《琵琶记》《窦娥冤》等,我们不难发现"才子佳人""大团圆"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大量出现在元明清的戏曲里。本文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理念,从文化的角度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旨在客观地认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才子佳人""大团圆"形式。     

一方砚台：山根里的文化根植

<正>坐落于温州大罗山的山脚,温瑞塘河蜿蜒穿过,两三座石桥连贯,几十艘游船点缀村头,水中戏台上正演着《荆钗记》,“瓯嗨街头微舞台”传出歌声……这便是魅力村庄——温州市瓯海区山根村。山根音乐艺术小村是温州市第一个保留原貌、实施保护性开发的项目。为最大限度地呈现江南水乡风貌,     

《南柯记》、《邯郸记》对明代官场的批判

明代伟大戏曲家汤显祖所写的《南柯记》、《邯郸记》两部传奇,对其艺术性,一般都是比较肯定的。但是,对“二记”的思想内容,历来则有所争议。如有的批评《南柯记》“成为汤显祖失败的作品”,《邯郸记》“作者在揭露之后剩下来的是失望、彷徨和消沉”;有的赞美“二记”“象这样的杰作,在全部明人传奇里,也属罕见”,     

《竹书纪年》、《战国策》简介

一、《竹书纪年》晋太康二年(二八一年)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南)人发掘古墓(大约是魏襄王的墓),出土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此书叙述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纪年,三家分晋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前二九九年)止。据此及古本《竹书纪年》辑本内容推论,《竹书纪年》大致上是魏国的编年史。所记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都和传统史书记载不同,但该书的某些记述与甲骨文、金文史料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