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介学角度谈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在西方,翻译常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以译者和读者两个身份来具体阐述译者在翻译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一些“创造性叛逆”特征。     

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充当了读者、作者和文化调停者的三重身份.近年来,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逐渐受到我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的重视.同时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是有条件的,不能过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避免走向“译者论”的极端.     

翻译活动中译者身份的变迁——从韦努蒂《译者的隐身》谈起

本文从译者作为作者、读者和创作者的特殊身份出发,探讨译者身份的变迁。回顾了西方传统翻译中译者的身份,指出译者在传统翻译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韦努蒂的著作《译者的隐身》进一步指出传统译者处于"隐身"状态,译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对于提高译者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译者也完成了从隐形到主体的变迁。     

接受美学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阐释

“创造性叛逆”是特定文化、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翻译的事实,它从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出发总结出文学翻译的一般规律。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阐释译者创造性叛逆存在的必然性。译者作为一名特殊读者,在期待视野的作用下理解原文,并和译文读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生产出译文,其中译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译者不可避免地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     

从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翻译的“文化转向”使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重视。本文从创造性叛逆角度论述了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主体性有其受动的一面,基于创造性叛逆的三种类型,即特色翻译、有意识误译和改编,以《红楼梦》英译本为语料,分析了译者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展现不同译文风貌的主体性翻译过程。     

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译者群体研究

以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的英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时期同一文化系统下译者怎样参与、回应以致影响《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基于译者群体在身份、国籍等方面呈现的变化,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译者群体从自己的身份出发,或出于服务语言的需要,或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抑或为了满足读者异域情调的需要,大都采取意译和创造性翻译的策略,从不同侧面再现了《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展示了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该译者群体所起的整体作用,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儿童文学作品的目标读者为儿童,在翻译中译者不但要了解童话的语言特点,而且要译出“童味”,这就使得儿童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成为一种必然。本文拟对《狮子、女巫和魔衣柜》中译本进行分析,讨论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指出对于儿童文学翻译,译者应做出一些“创造性的叛逆”,以求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     

“信、达、雅”理论标准下的《功夫熊猫》字幕翻译

《功夫熊猫》的中文字幕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译者从目标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在严复“信、达、雅”理论标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了增译法、减译法、直译、意译和归化等多种翻译策略,力求用地道、自然的语言来翻译原文,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字幕翻译,从而最终也提高译者的字幕翻译质量。     

“庄周梦蝶”英译文中读者期待视野的体现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一段时,需要将自身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融合在一起,采取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充分体现了译者从原文至上到读者至上的转变。     

论“忠实”和“等值”在文学翻译中的局限

传统译论常将“信”和“等值”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文章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与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忠实”和“等值”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它们作为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从互文性视角看译者的身份

发端于符号学、又被文艺批评领域广为关注的“互文性”理论这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它提醒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学者去探究翻译与“互文性”的关系。这无疑会给翻译研究增加一个新的维度。“互文性”理论将翻译视为文本间的互换,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作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赋予译者三重身份,即:读者—阐释者—作者。文章详细论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从不同层次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来实现文本的互换。     

接受环境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随着翻译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但国内的研究较多地考察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无意中忽略了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尤其是接受环境的主体性本质及其在文学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别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对读者和译者的影响两个方面详细地阐释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的制约因素和表现．从而肯定接受环境的主体性本质。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及其限度

在接受理论看来,文本意义的实现有多种可能性,因而不同读者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由于译者同时又是原文的接受者,他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方面的创造性发挥是至关重要的。接受理论关于文本“意义”的概念,可以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以较为详尽地分析译者创造性的某些制约因素。通过讨论,可以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并非译者对原文有意识的背叛,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人变奏”。     

论译者身份的多重性——以《论语》译者辜鸿铭为例

从译者身份着手,以《论语》译者辜鸿铭为个案,分析翻译研究中活动主体译者的身份,旨在进一步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促进翻译研究向纵深推进。在改写论、现代阐释学等多种译论指引下,个案研究证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具备读者、研究者、作者、改写者、调解者以及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身份。     

文化视域中翻译的"求同存异"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了文本性质和功能、读者的文化“容忍度”和期待值及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标准三个方面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提倡译者在深刻的文化意识的前提下,综合分析影响翻译的多种因素,在特定的翻译实践中运用不同技巧处理文化异质,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译者文化身份多样性对文学翻译策略取向的影响——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湘西散记》的个案研究

译者的文化身份影响其文化态度,决定其翻译策略的取向。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的译者文化身份兼具民族性和杂糅性,在英译《湘西散记》时,民族性的译者文化身份促使他们大量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传播中国特色本土文化;杂糅性的译者文化身份使得他们以更开放的视角对待翻译,灵活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让部分译文更贴近西方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     

创造性叛逆下诗歌翻译的美学再现--以《枫桥夜泊》的英译为例

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译学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诗歌的翻译活动是翻译美学的体现。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而诗歌翻译更具“创造性叛逆”特征。通过《枫桥夜泊》的英译,分析创造性叛逆和诗歌翻译美学的关系,可知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最能体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创造性叛逆中充分再现了诗歌之美。     

传播学与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信息进行增添、删除及重组,这一现象虽然背离了传统译论中“信”的标准,但若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则能够为之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论译者的身份

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译者的身份越来越受到重视,译者要作为读者去阅读、理解作者及其作品;译者要作为作者,把原作的思想生动准确地再现出来;译者由于翻译中遇到文字、风格、文化等差异,他的叛逆者身份也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译者的多重身份融合,才使得译作更完善。     

诗歌翻译的“信、达、雅”——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说起

试对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两篇译文进行品评和比较后,我们就如何将“信、达、雅”的标准运用于诗歌翻译进行讨论,从而为诗歌翻译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运用于诗歌翻译时,译者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要真正做到“信”,必须从诗的写作背景,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等角度多方面考虑,做到“译气不译字”;诗歌翻译的“达”不仅需要译诗语言通顺,还需要有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诗歌翻译的“雅”在于译诗能够贴近原诗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