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普罗米修斯？那耳喀索斯？——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拜伦形象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详尽描绘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国家文学运动状况。在这场浪漫主义运动大戏中,拜伦占据中心地位故而被大书特书。通过细读文本,笔者认为拜伦形象绝非仅冠以内涵空洞的＂拜伦式英雄＂便能曲尽,勃兰兑斯借助感性崇拜力量超越庸常文学史,赋予拜伦反叛权威、启迪光明、追求完美的复合型形象特质,于讴歌礼赞之际凝聚固化自身孜孜以求的真善美三位一体文艺观。     

试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三、五卷为例

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以其独特的眼光和过人的才气写出了六卷本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对文学史的梳理自然功不可没,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在此过程中,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让后来众多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受益。本文以《流亡文学》、《法国的反动》和《法国的浪漫派》为例,探讨勃兰兑斯在面对19世纪前期法国文学时,是如何在继承前人优秀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以及他的这些研究方法对当下文学界的重要意义。     

勃兰兑斯文学批评中的理论张力

“历史分析方法”和“心理主义”是勃兰兑斯文学理论批评所操持的两种主要批评图式。本文从内容和形式、实证与映证、坚守与妥协三个方面分析了勃兰兑斯文学理论批评图式下的理论特征及其张力。     

英法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与原因探源——以《简爱》和《包法利夫人》为例

英国与法国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其艺术上又各自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本文运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文学批评理论,以中法两部以女性为聚焦点的小说《简·爱》和《包法利夫人》的对比为例,采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来挖掘英法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及其成因。     

小脚,辫子,英国诗

辜鸿铭的名字曾经很响亮过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为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师轰动,举国侧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也是产生过强烈反响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可见对他的评价之高。     

论有岛武郎和鲁迅对易卜生的受容——以留学和归国为介点

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在美国留学时通过勃兰兑斯的作品初识易卜生,留学日本的鲁迅几乎在同一时期通过日本文坛的介绍了解了易卜生。留学时期有岛共鸣于《布朗德》中的"all or nothing"思想,鲁迅则更偏爱《人民公敌》中的个人主义精神。回国后,二人均将对易卜生的关注转向《玩偶之家》为代表的女性解放题材创作。文章以留学和归国两个时期为节点,对两位作家的易卜生接受进行比较研究。     

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浪漫派》

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评述了从19世纪初起,欧洲几个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的文学发展状况,重点是法、德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英国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繁荣和衰落。该书对丹麦、对北欧甚至整个欧洲的文学运动有过极大的影响,是研究欧洲文学史的宝贵资料。而"法国的浪漫派,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     

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教学设计

【单元目标概说】 生命是大自然的奇迹，描写生命、讴歌生命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本单元的主题。冰心《谈生命》借助自然界的生命成长现象，讲述生命的一般进程以及进程中的幸福和艰难的辩证关系。王鼎钧《那树》通过描写一棵大树的命运，含蓄地表达了对自然界生命惨遭虐杀的痛惜和忧虑。张抗抗《地下森林断想》通过描写地下森林这一奇特的景观，抒发了对恶劣环境中挣扎成长的生命的礼赞。勃兰兑斯《人生》通过描写虚拟的“高塔”“地洞”“广阔领域”和“工场”的场景，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     

论勃兰兑斯《德国的浪漫派》的创作局限

作为19世纪文学主流的一部分,德国的浪漫派备受非议,勃兰兑斯的<德国的浪漫派>也毫无例外地批判了这一流派.在勃兰兑斯看来,德国的浪漫派割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完全脱离当时争取进步和自由的斗争,一味地迷恋于远古的民间传说,并且把它视为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予以否定.评价主要基于比较的方法,援引具体作品,作品行文如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彰显了作者横溢的才气.但却没有避免主观臆断的弊病,表现出诸多批判的局限.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比较文学”批评方法述评

勃兰兑斯以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比较视域,穿越于英、法、德三国文学之间,力图对19世纪上半叶西欧文学的演变进行一番追迹。因此,《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迥异于一般国别文学史著作,是一部比较欧洲文学史。尽管当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未完全确立,"比较"却是他进行评述各国文学时自觉采用的方法。他运用了后来所称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昭示了"比较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行性及其价值所在,对当今"外国文学史"编撰仍然有借鉴意义。     

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管窥——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为例

勃兰兑斯在学习和吸收欧洲各国伟大批评家、哲学家、史学家等思想的前提下,编写了这部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史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把文学视为“人的文学”、心理学的、国民性的文学,按照整体性原则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运用比较的视野、传记批评的方法彰显了他独特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流亡文学》作为其著作的首卷充分体现的这些研究方法,对后世文学家研究和撰写文学史提供了借鉴.     

小脚,辫子,英国诗

辜鸿铭的名字曾经很响亮过的,至少他的怪癖,使他成为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师轰动,举国侧目的一位人物.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也是产生过强烈反响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勃兰兑斯说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可见对他的评价之高.     

卢梭与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早在欧洲古代文学中已出现,但作为文学思潮则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回顾欧洲文坛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欧洲各主要国家的伟大的文艺运动,受到卢梭的影响有多么大,说来是惊人的”。(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本文主要在返回自然、描写自然以及崇尚感情、强调自我两方面探讨卢梭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一、返回自然是浪漫派的口号。但它却是卢梭最早提出的。卢梭主张从丑恶现实回到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中。他在小说《爱弥儿》中,写道:“在自然的状态下,是存在着一种不可毁灭的真实的平等”。他认为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能够更新人类的是保持自然状态的乡村。作者用贵族子弟     

独感与共感——欣赏古代诗词意蕴的一个视角

我们广大语文教师应该注意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阅读与鉴赏的目标表述,有明显不同于以往大纲的要求:“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从“独感”与“共感”的关系入手,不失为解读古代诗词、提高鉴赏水平的一种思路。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说过:“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别林斯基论文学》)丹麦文论家勃兰兑斯也说:“个人的哀伤仅仅是全民族哀伤的一个象征而已,它…     

论“湖畔派”自然诗——十九世纪欧美浪漫主义文学历程论之五

十六世纪末,欧洲其他国家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也在英国扎了根.上层阶级为之倾倒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再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英国古典主义最后一位诗人蒲柏,在年轻人眼中已算不了什么大师.“他们开始揪这个小老头精致的假发,践踏他花园里整洁的花坛了.”(勃兰兑斯语)这群年轻人里面最负革新精神的要数“湖畔诗人”华滋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三人先后隐居在英格兰北部的昆布兰湖区,以湖光山色为题材,创作了《抒情歌谣集》这类杰出的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自然诗,因而有自     

优化教学设计,提升哲学情感教学

正笔者认为,哲学教学如果仅仅是哲学原理的讲解和应用,那么就完全背离了新课改的初衷。哲学教学应该体现情感教学目标,笔者也很努力地把哲学教学中情感能力的培养渗透在日常授课过程中。下面,笔者以人教版《生活与哲学》第12课《实现人生的价值》的教学设计为例,谈谈笔者的一些做法。一、琢磨教材——提升哲学情感教学的引子1."吃透"教材。"吃透"教材要求教师深入钻研教材。初涉教坛,我对把握教材的通常做法是通读课文,搬来教参,在教参的辅助下完成备课。这种做法导致所创设的情境     

再说“见谅”之“见”

《语文知识》2005年5期有傅炳民老师的《见谅≠原谅》一文,文中认为"自己已经不可能见谅于毛泽东"中的"见谅"使用有误,应改为"自己已经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原谅"。马兰刚同志在《也说"见谅"》(《语文知识》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并认为"见谅于……"属于文言被动句式,而笔者认为前者的说法是正确的,马兰刚的说法反而更为不妥,就此提出自     

当代文学史教学问题刍议

当代文学是离我们最近的文学,丹麦文艺理论家勃兰兑斯比方过,离眼睛太近或太远的东西,我们都看不真切。文学现象需要经过历史的沉淀、时间的淘洗方能较准确科学公允的评判其高下优劣。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最年轻的学科,它自身还处在变动不居的发展中,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各种新的萌生跃动的文学观念,要正确把握它还需要一个相当的阶段过程。比较而言,当代文学研究历史最短,不足五十年。凡此种种,都说明当代文学是难讲易失的课程。正推如此,讲授者更应迎难而上,因难见巧。笔者接受这门别人不愿讲的课程以来,体会到教学中直解…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是十九世纪文学与哲学领域内的两位怪杰。一个是带着哲学的深沉的诗人,一个是带着诗的激情的哲人。他们承受着数世纪以来人类精神的苦痛,从彼此的领域出发,探索着人生的奥秘,对“理性王国”中人的灵魂进行着残酷的拷问。他们的揭露与呐喊,动摇着迄时为止支配着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传统。这一对“新生世纪的早熟的孩童”,及早地感到了未来世纪人类精神的危机,以他们的怀疑、否定和预言,为后人留下了形形色色的选择,以至于现代西方的文学与哲学几乎都将他们奉为自己的先师。在陀氏研究中,我们常常会提到尼采,同样,在尼采研究中,陀氏的影响亦在受到相应的重视。事实上,尼采本人是不否认他与陀氏的联系的。他在1888年10月20日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我将所有俄国人的著作,首先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再论李斯是丞相还是廷尉

《中学历史教学》2013年第7期刊登了西华师范大学阳金平同学的文章《李斯是丞相还是廷尉？》（下称“阳文”）,认为人民版教材《历史》必修3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关于李斯的职务说法有误,认为李斯是廷尉而不是丞相。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阳文观点有误,教材表述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