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学堂

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学堂●肖忠生沈葆桢（１８２０－１８７９），字振宗，号幼丹，祖籍浙江，后迁福州，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带头人之一。１８６６年，闽浙总督左宗棠推荐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专主福建船政局事务。次年７月，沈葆桢正式出任船政大臣。在其任职期间，为了发展...     

沈葆桢荒政思想述评

作为清朝封疆大吏的沈葆桢 ,任职江南数省达几十年之久。作为其社会政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荒政思想的形成 ,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又有复杂的个人因素。其救荒措施涉及诸多的方面 ,从灾前防范到灾后救济 ,从储粮备荒到以工代赈及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措施无不体现出沈葆桢的备荒救灾思想与现实社会的统一。沈葆桢的荒政思想不仅丰富了晚清荒政理论体系 ,而且为今后的备荒救灾活动提供了极强的社会借鉴价值     

两江总督沈葆祯的经济思想

本文考察了沈葆桢任两江总督时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沈葆桢的经济思想以增加财政收入为指导，集中体现在盐务、漕运、外债等方面。笔者认为，两江总督沈葆桢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当时的发展水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林则徐改诗劝学

林则徐是我国清朝禁烟运动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一个女婿,名叫沈葆桢,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才子。但沈葆桢自恃有才,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别     

试论孔子和儒家思想对沈葆桢的影响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孔子和沈葆桢 ,两人诞辰时间虽然相距 2 0 0 0多年 ,而前者对后者的思想影响仍然是多方面的、深刻的 ,其主要方面有 :第一 ,爱国思想。两人爱国的内容 ,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然而其爱国的精神却是一脉相通的。其二 ,重民思想。重民是孔孟民本思想的精魂。沈葆桢继承了孔孟重民思想。第三 ,务实思想。第四 ,忠君思想。     

沈葆桢信札散论

一在有些艺术品拍卖会上,沈葆桢信札时有出现。沈葆桢（１８２０－１８７９年）,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为洋务运动时期能当大任者之一。其大任,主要是总理福州船政局。沈葆桢总理船政期间,是有成效的,主要有四：一是从国外引进不少先进科技与近代化物质,二是使近代化的福州船政局初具规模,三是培养出一批新型船政人材,四是造船１５艘,其中洋匠帮造１２艘,自造３艘,费时约计９年。尽管这些船的质量与数量及造船速度与当时先进国家比,都不如人意,但毕竟是迈出了中国造船事业近代化的第一步,改变了以往使用帆篷舟楫的更为落后的状…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也谈汉字的精妙

汉字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瑰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一、两个汉字的增删调改,会对文章的语意、主旨等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请看以下数例:一字之改,狂傲变豁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年轻时才气超群,未免恃才自傲,加之及第攀贵,春风得意,于是沈葆桢写了一首《咏     

福建船政与台湾近代化——纪念福建船政、保台建台伟业140周年

<正>沈葆桢,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1820年,清道光年间举人、进士,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的代表。沈葆桢与左宗棠、丁日昌等船政一班人,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做出历史性贡献。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建议创办福建船政,自造机器轮船,自办学堂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三顾茅庐"     

福建船政与台湾近代化——纪念福建船政、保台建台伟业140周年

<正>(二)修吏治营政,设府置县为了台湾的稳定发展,沈葆桢、丁日昌等船政官员先后对台湾的吏治进行整顿。由于受林则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熏陶,沈葆桢到台湾后就提出了"欲固险地,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并上奏《请改台地营制折》,阐明改革主张,采用"酌撤分汛、汰弱留强、合队合营、     

沈葆桢与台湾

沈葆桢(1820—1879年),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则徐的女婿。二十七岁中进士,曾任江西九江知府,还一度在曾国藩安庆大营里管理军务,协助镇压太平军起义。后擢任江西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经左宗棠的推荐,调任福建船政大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人启衅,形势吃紧,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东渡台湾筹办海防,解决日本侵台事件。光绪元年(1875     

试论王维的"亦官亦隐"

关于王维为何选择了走一条亦官亦隐的道路,个中原因,历来颇多争议.文章试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析.一是从主观思想来看,王维这一选择是出于养家、避祸、修身、愉情的考虑;二是从当时的社会实情出发,王维的这一选择还与唐前期的游赏别业之风、唐代官员的优厚俸禄、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以及唐朝一步步由盛转衰的政治局面紧密相关.     

论高启的情感立场与人生选择

高启一生对于社会、民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元末的动荡与战乱使他的理想难于实现;入明以后,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率性的诗人气质又让他难容于官场;他以社稷民生为念,但他始终无用武之地。他的情感立场决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他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到他的情感,两者交织,构成了高启始终挥之不去的痛苦。     

郑秉厚思想述评

浙江遂昌长濂村人郑秉厚,为官16年,心系百姓,权为民用,治行显著;性格耿直,秉笔上疏,抨击权贵。政治上主张皇帝要“坚立志以隆德业”,“慎纠劾以造就人才”;经济上提出“议赋役以齐一国法”,“清铺行以厘积弊”等主张。他是明朝中后期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吏,一位敢言敢谏的言官。     

周敦颐之郴缘稽考

周敦与郴州有着难解之缘,他一生出道为官32年,其中在郴州任职前后达10年之久。郴州,是他治政创学、成就道统宗主的重要发祥地。在郴期间,他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在治政、研学(儒、道、佛)、创学(理学)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为其理学之宗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词中的仕隐矛盾与自我化解

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问题,也是其词中所表现的一大主题。在此二难选择中,苏轼既执著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又始终怀有强烈的的归隐情结,并最终以“心隐”的方法对这个心理问题进行了自我化解。     

孟浩然的心态与诗境

孟浩然是一个政治上不得志而又洁身自好的封建人，只是一个钟情于山水田园而且独标风韵的大诗人。他的思想行为上不忘仕进而又偏爱隐逸，他的心境虽有仕与隐的矛盾痛苦，但又以平和闲静为主。他以简净自然的笔墨把大自然的美景摄入诗中，形成了以清幽寂静、高远空间为特征的诗歌歌意境，给人以清淡之美。     

周敦颐之郴缘稽考

周敦与郴州有着难解之缘,他一生出道为官32年,其中在郴州任职前后达10年之久。郴州,是他治政创学、成就道统宗主的重要发祥地。在郴期间,他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在治政、研学（儒、道、佛）、创学（理学）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为其理学之宗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昌龄的人生悲剧及其深层文化原因

在唐代开元天宝盛世里,王昌龄可算是最为悲怨痛苦、也最具悲剧色彩的诗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家庭困顿、仕途坎坷和最后死于非命,而且还更本质地表现在他生前面对坎坷仕途、一连串沉重打击时深深陷入的选择与放弃、坚执与超脱、希望与绝望的煎熬、挣扎中,纠缠于出处行藏的艰难抉择中.前者是外在的显性之痛,后者是内在的隐性之痛.而这隐性之痛正是其精神之痛、心灵之痛,更是深刻的生命之痛.王昌龄人生悲剧、心灵痛苦深层文化原因主要在于:他既不能像杜甫那样入于"儒"而沉于"儒",又不能像王维那样人于"儒"而逃于"佛",也不能像李白那样入于"儒"而出于"道".因此身处儒、佛、道的夹缝之中,并徘徊、摇摆其问,使自己的心理遭受煎熬与折磨,使灵魂无所皈依.     

王维隐逸的心路历程

王维隐逸的心路历程。王维早年积极进取，以隐求仕，表现出风流儒雅的高士之风，以张九龄罢相为界，王维仕宦之心逐渐淡泊，隐对他有了新的意义：涤荡尘世之心，免去功名之累，澄怀静观，突显自我。一方面，隐作为仕的对立面，表现出诗人要在痛苦压抑的现实之外追求自由纯真的愿望。另一方面，隐又始终脱离不了仕，诗人笔下的山水田园呈现出模仿陶渊明的意向，但最终仍然难以成为独立人格的标杆，而只能充当美学欣赏的对象。     

浙江科场舞弊案中重要人物周锡恩的诗文与心态

周锡恩是晚清张之洞督鄂时选拔重用的人才,担任陕西、浙江副主考,沿途所撰写的诗文反映了他作为主考官的心理状态;因浙江科场舞弊案而隐居田园,以诗词歌赋记录了自己的矛盾心态,也表达了他对社会认识、人生的感悟。其心态反映出晚清知识分子在变法维新和守旧思潮纠结中的内心世界,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