沤社与清末民国诗词社团交游考论

沤社是民国中期成立的词社,成员交游历时长、空间广。通过对沤社的交游考察发现,沤社是在清末民国与南北诗词社团交游中逐渐形成的,而且成为民国时期沟通南北社团及民国前后期词社的连接点;上海成为了民国时期结社重镇,改变了以往京都为唱和中心的"文学地图";诗词社员交游与结社的基础基于相似的文化与遗民背景,词社之间的交往,词学观念与创作均会相互影响。最后,由于社会传媒的发展,沤社成员又成为了《词学季刊》报刊词人群,完成了传统词社成员的现代转变。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韩愈与布瓦洛理性主义文学观比较

学习古人是韩愈和布瓦洛文学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们之所以对古人推崇有加，是出于用道德理性治乱救世的社会理想。他们认为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是普遍人性中的共同现象，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必须强调理性在人性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要重点突出理性的制衡作用。韩愈的“文以明道”和布瓦洛的“爱义理”一样，都属于理性文学的范畴。     

抗战时期湄江吟社述论

抗战时期,一群流亡的浙江大学教授结成“湄江吟社”。他们在边远的西南小县进行了八次雅集活动,品茶吟诗,先后作成诗词二百余首并编纂出版《湄江吟社诗存》。诗词内容多样,包括：对侵华战争之控诉;对家乡故友之怀念;对自由闲适生活之热爱;对日常生活之记录。该诗社为后世了解与研究抗战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及古典诗词的创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贵州地区文化传播及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研究,让品德与社会课堂更加美丽

仔细翻阅高年级《品德与社会》(以下简称品社)的课本,我们不难发现教材中有着大量的社会知识,以丰富学生的阅历,拓宽他们的视野,为他们的成长奠定必要的基础。但品社这门学科又有其必然的特殊性,课程标准是这样定义《品德与社会》的课程性质的:"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由此可见,《品德与社会》是一门综合课程,品德性是这门学科的灵魂。当然,品社教材中的社会知识,不论是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文学、地理知识等等,都隐含着一定的道德规范,承载着道德教育的重任。历史赋予我们善与恶的辨识与选择,文学闪烁着人性深     

“辟世欲何往,飘然海上逃”：民初清遗民的上海生活与现代遗民实践

本文聚焦于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等一批避居上海的清遗民在民国之后的现代遗民实践。通过对遗老们生活与心态的检视,本文考察清遗民在辛亥后的避世选择：遗老们如何栖居“海上”,又如何在日常与文学世界中上接遗逸传统,在现代都市中展开自己的“海滨”生活。在遗老的笔下,整个城市被架空,本当蒸蒸腾腾的都市景象,亦被转化为云海缭绕的“山林”。     

“美育代宗教”与美学的“神性”——评潘知常对蔡氏命题的颠覆

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命题存在学理误区,潘知常代之美学神性维度是以海德格尔式现代审美救世主义颠覆其古典席勒式的美学救世主义。不同于宗教,美学的信仰维度应该是真与善,"真"既是科学的真理,也包括从现实日常生活中提炼的真情,甚至包括各种不同宗教教派中某些教义经过改造可纳入(适应)世俗的某些真缔。宇宙之真性系着于无限之神性,而善作为人类社会有限价值消解于无限之中,美则在"无名""无言"中被无限赋予"天地大美"非造神主义之客体神性。     

"悟"中求真、求实——武汉市育才小学优秀青年教师王钊

王钊老师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悟”性好，她勤奋、刻苦，肯动脑、善思考。总之，爱“悟”，且善“悟”，从“悟”中求真、求实；     

读中善悟

读中善悟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二小李妙霞语文教学要注重在听与读的训练中培养学生的善悟能力，这样，可为学好其它各门功课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善悟能力，应教给学生学会快速、广泛阅读的方法，做到先有善疑，后有善悟，才能“读中善悟”。首先，要训练学生...     

“悟”中求真、求实——武汉市育才小学优秀青年教师王钊

专家举荐王钊老师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悟”性好,她勤奋、刻苦,肯动脑、善思考。总之,爱“悟”,且善“悟”,从“悟”中求真、求实。在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我们不少看到孩子们松懈、懒散、乏味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王老师静静地思考、静静地“悟”,她从中“悟”出,原来是孩子们还没有认识到数学的博大精深,没有认识到数学的文化价值,没有认识到数学的巨大作用与其它的内在魅力。好了,于是在她的课堂上就有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     

西方文学与社会伦理关系演变历程简述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通过塑造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文学人物，以追求美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意欲、需求、效益、功利，具有顽强的执拗的征服精神，文学中对“美”的评价内含着对伦理价值中“善”的判断，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道德感情和道德生活总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文学家总是按一定的审美理想去干预生活，道德理想就是审美价值标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伦理可以合而为上，实际上，二者在反映社会现实的目的与对美、善的追求上是相辅相成的。     

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实践与未来

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于当下的文学现象,又是对古老的中国诗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在白话文已经成为文学主流的今天,旧体诗词创作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创作数量上有上升的趋势。无论就其社会覆盖面还是创作本身的复杂多样性而言,当代旧体诗词都已成为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当代旧体诗词面对的是当代社会,却又背负着厚重的诗学传统,这就要求研究者既对传统诗学有足够的认识,又对当代社     

宗教道德能够拯救“社会道德危机”吗?

当前国内的思想界,有某些学者论证说,现代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是"信仰危机",而此时能够拯救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最佳途径就是宗教.笔者认为,宗教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在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如何引导其发挥其积极作用,如何抑制其消极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当前有一种高调的"宗教道德救世说",旨在喧宾夺主,意图推崇宗教道德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导话语.在笔者看来,这种高调的"宗教道德救世说",大多来自西方的一神教.我们应当大声质疑这种文化传教的声音,对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毫不留情地进行批驳.在这里,主要论述以下四个观点.     

江泽民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江泽民的宗教观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话,即“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江泽民宗教观的核心内容。这三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总原则。     

古诗词鉴赏八法

文学鉴赏是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对作品的感受、分析、评价。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也是阅读能力的高级层次。古诗词的鉴赏又是文学欣赏中的重点难点。而不少学生谈“诗”色变。讲“词”头摇。其实，古典诗词的鉴赏并不那么可怕，如果掌握了一定的鉴赏方法和技巧，是可以一览古诗词王国的绚丽风光的。在教学实践中可以从知诗人—分流派—晓背景—明诗题—品词句—想诗境—悟诗性—练吟诵。这八步着手来培养古典诗词的鉴赏能为，现赘述成文，请方家指正。     

陶渊明、苏轼人格特征异同浅析

陶渊明、苏轼都是我国古代士人阶层有着代表性格的人物,他们的人格结构都是由心灵自救与社会拯救两种倾向构成,可以说“退”与“进”,“仕”与“隐”,自救与救世在他们身上交织在一起,都有着成为道家与成为儒家两种可能性的人格基础,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准确地反映了陶渊明、苏轼这种二重人格。     

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民国社会简论

将“五四”新这运动放到民国社会的大背景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它是应时应运而生，并随着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相就绵。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思想与文化方面切入，强调的也多是这两方面的价值重估。本文侧重人社会角度对新文学运动加以观照，着重分析其在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以贯通提特征，并简单分析其历史成因与时代的局限性。     

神性与自然人性的冲突——从小说《相片》看冰心的基督教世界观

冰心在小说《相片》中走出她早期“问题小说”单一性的“爱的哲学”主题,表现出了她对先前所持的宗教救世哲学的反思和对基督教中神性与人性冲突的思考。     

“言”与“不言”的吊诡——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同权力体制间的力量角逐对其文学风貌有着直接的浸染——不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涌入金陵城。“政”与“学”的冲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愈发激烈，由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生发出“言与不言”的两条书写路径。一条是旅居于南京的外籍文人，他们以“他者记忆”的方式进行着情感真挚的南京书写，重启了市民文学的辉煌篇章。一条是以南京为文学起点的本地文人，他们奔赴异地，以“外乡建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