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与译者角色的演变

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的身份角色被定为"仆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主体问题.我国对翻译家比较有意识的系统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本文回顾了译者角色的演变过程,提出了要对他们的宝贵的翻译经验和技巧进行整理研究,重视其著作权和其他种种权益,以利于中国译学的建设.     

浅谈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学派以"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的主要范式,这给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带来了挑战。本文浅析了"文化转向"翻译观的内涵,产生的背景及意义,并探讨了"文化转向"翻译视角下的译者角色定位、翻译策略的选择以期对译学研究能有所启示。     

外宣翻译的误译归因及译者的文化转向

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信息的转换模式,外宣翻译也不例外.作为对外宣传的媒介和桥梁,外宣翻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许多语法正确,却不符合外国文化习惯的英译文章不断出现.本文例举了一些在公共场所、旅游宣传资料以及政治宣传资料中典型的错误实例,分析了这些错误的原因.     

译者主体性的文化视角

本文从文化的视角考察了译者主体性问题,论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探讨了文化因素在翻译选择、翻译策略、翻译风格以及对原作的增删等方面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     

交往伦理与译者的职责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译者急需翻译伦理的指导来明确自身的职责,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伦理无疑给译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译者应遵循交往伦理,反对文化霸权,这对于实现东西文化的平等交流,促进全球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制约关系探究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突出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译者主体性的不恰当发挥给翻译带来不利影响。翻译伦理体现在翻译个人伦理和翻译职业伦理两个层面上,其核心之一是"忠实",翻译伦理的作用体现在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上,只有坚持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关系,译者主体性才能得到正常发挥。     

从奥运“福娃”浅谈译者之文化伦理

奥运吉祥物＂福娃＂的改译名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留给国内学者的回忆之一。奥运＂福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福文化＂,它的译名的变换更可以看作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个态度,那就是要通过翻译来宣扬中国的文化。而把原语文化中的异质因子呈现给目标语读者正是翻译最根本目的之所在。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也必须深谙译者之道,在把握好翻译的方向的基础上用自己的翻译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政治文化因素对译者的影响

社会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对译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讨论翻译时,译者不能仅仅关注文本或语言,应该进行文化转向。社会文化包含了语境因素、历史因素、传统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译者。社会是历史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诞生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会带来不同的政治背景。政治因素对译者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着眼于中国的翻译,重点关注近代、新中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文化中的政治因素对译者翻译的影响。     

我国翻译伦理研究评述

国内有关翻译伦理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本文就我国目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三点总结:首先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研究颇多,研究核心问题基本一致;其次翻译伦理模式分类多样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地翻译策略;最后译者伦理的建设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出现众多的译者伦理建设的研究。翻译伦理研究使我们对翻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衡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     

析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皮姆的“译者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这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显得更为重要。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翻译过程必然受到伦理的制约。文中笔者将对劳伦斯·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安东尼·皮姆的"译者伦理"进行阐述,并指出两者的不同及由此引发的思考,以期有助于翻译伦理的进一步研究。     

析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皮姆的“译者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这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显得更为重要。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翻译过程必然受到伦理的制约。文中笔者将对劳伦斯·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安东尼·皮姆的“译者伦理”进行阐述,并指出两者的不同及由此引发的思考,以期有助于翻译伦理的进一步研究。     

译者职责的伦理阐释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交流活动,这意味着译者要遵守相关的伦理规则,明确自己的职责。如何处理主体间关系,协调文化间冲突,伦理学为此提供了崭新视角。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为译者的职责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译者应以忠实于原作、尊重原作完整性、推动母语发展为己任,在翻译中既要为源语文化负责,也要为目的语文化负责,促进文化的和谐发展。     

库恩范式论与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库恩的范式论对西方传统文化即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质疑和反叛，标志着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变，同时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库恩范式论从科学哲学内部动摇了科学心理学的哲学根基——实证主义，也引发了对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式的反思和诘难；库恩范式论强调真理的相对性，把科学理解为实战性的参与为多元文化心理学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库恩范式论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思，将有助于走向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     

伦理观念与译者的操纵

伦理观念是文化的重要部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其影响.面临两种伦理观念冲突,译者必然在两者中有所选择.本文从中西伦理观念对比视角讨论伦理观念冲突对译者的影响,分析引起译者操纵的原因,并揭示出译者的一个重要职能,即在译文与译文读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即,使译文在译语伦理观念中得以接受.同时指出发展变化后的伦理观念对同一源文本期待新译本的出现,反之,新的译本将会对这种伦理观念及其社会产生新的影响.     

从“译者责任”到“翻译伦理”——文学翻译标准再思考

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在为翻译提供多元"他者"思维、促进翻译方法多元化的同时,也给众翻译者带来不小困惑。什么是翻译、翻译有无标准被一再提问,译者责任最终要归向何处再次被提上议程。译者责任是出发点,文学翻译者所处文化的伦理规范不可避免地对其翻译产生影响。以"翻译伦理"和"翻译的伦理"两条准绳衡量译作及翻译活动,可对译者责任进行伦理规范的重新定位和理论突破。     

秩序与自由——浅议译者的伦理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交流方式,是涉及到多方人际和文化关系的伦理活动。传统翻译观认为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将译者置于“奴仆”的地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产生了一些意欲解“奴仆”之“镣铐”的翻译研究理论。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将文化视为翻译的要素,强调文化对翻译的限制。各种理论虽各有不同侧重,然而翻译所涉及到的人际和文化关系不变。译者作为各种关系的核心,其所承载的伦理关系具有多边性、层次性。     

文化翻译中译者的角色

文化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本文从文化交流的目的出发,通过分析文化翻译的现状以及文化翻译的实质,提出文化翻译中译者应忠实地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读者。     

中国译者的文化身份与汉英翻译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翻译界逐步从外译中研究转向中译外研究。中国译者通过汉英翻译承担着在世界文化舞台上重构中国文化形象的使命。要在中国文化形象传递的真实性和译文的可接受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中国译者既需要根植于本土文化身份又需要具备全球文化身份,本着世界主义和平等交流的胸怀进行汉英翻译,才能客观阐释中国的文化形象     

译者职责的翻译伦理学阐释

翻译伦理的回归为译者明确自身的职责提供了理论依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多重翻译伦理的约束,既要忠实于原文作者,尽可能重现原文风貌,又要忠诚于委托人和目标读者,力图发掘译作的各种价值。切斯特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充当跨文化交际的调停人,需要遵循特定的规范与伦理,明确自身的职责,才能确保交际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