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感悟铸就生长的历史--评池莉近期创作中的浪漫倾向与历史叙事

池莉近期创作注重在历史的叙事中发掘个体生命生长的历史过程,用优美、简约、蕴涵着激情的语言,“力求吸引读参与小说的审美”,参与历史的发现和评判。这一创作意向体现出浓郁的浪漫情怀与历史叙事的多维视角,是作对《烦恼人生》为代表的“新写实”风格的超越和发展。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虚构叙事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关于民国历史的虚构叙事,由于创作年代不同、叙事目的各异,两者所虚构的民国历史大相径庭.革命历史小说将民国历史革命化,其虚构因受革命历史的制约而着眼于党史中某些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重要革命历史人物的演绎;而新历史小说则摒弃了这种从革命角度虚构民国历史的唯一性,虚构游离于革命历史之外的"新历史".虽然其能指被冠以民国历史之名,但其所指只是个人化的叙述话语.虚构的民国历史从革命历史到"新历史",折射出当代历史小说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的发展变化.     

历史视野中的死亡叙事--十七年文学宏大叙事中的死亡话语及其审美意境

十七年文学宏大叙事的小说创作，贯穿着当时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史现，体现在文本中的死亡事件及其思想意义与审美意境，均是从历史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表现历史固有的广阔性。所以，阶级压迫下的苦难之死与反抗的复仇是在历史意识观照下的叙事策略；“为人民利益而死”成为重构历史记忆和确立社会认同所必须的意义赋予；视死如归则是理想化叙述历史情景的崇高意境。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叙事与述史：多元重合的精神空间——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

“文学”与“历史”作为两种叙事形式，其联系与区别一直引起人文学者的争议。通过梳理学术史上有关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述，将能够确立二者比较的理论基点。本文在分析“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历史哲学”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借助于对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流派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者观点的回顾，探讨历史与文学在叙事趣味、虚构方式上的类同及叙事特征、言说内容上的差异。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合与分野，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更为开阔的方法论视界。     

新历史主义诗学的第三种立场——论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精神求索

新历史主义诗学以历史叙事、文本、表述和话语为建构元素，批判性地考察历史及历史修撰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传统意义上的倡导客观元叙事的历史意识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颠覆。在这种“历史转向”的文学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异军突起，在对于外部传统及自身内部的双重“否定”中，建构了文学的精神价值要求与消费时尚的审美接受向度相“悖反”的统一，找寻到了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握手言和”的第三种立场。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标志着这一重要的小说创作思潮思想上的日渐自觉和成熟。     

论《软埋》的历史叙事

方方的新作《软埋》以其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实现其历史叙事的新突破,其历史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求索;对"人"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的肯定;对人之存在困境的深度探寻。其叙事表现出强劲的意识穿透力。     

历史情感与现代伤逝——论邓一光小说的历史叙事

邓一光在《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历史话语小说的宏大叙事中，将历史视角聚焦在军人身上，着力宣泄一种强烈的历史认同感及怀旧情绪。“父亲”和关山林的生命激情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获得充分的释放，故他们在和平年代也无法走出其光荣的铁血历史。他们坚决拒认眼前的现实，却又痴情而无望地等待战争的召唤。在这一现实与历史断裂的尴尬面前，我们看到了“老兵”们的失落与焦躁，但也看到了信仰的力量。这正是“后新历史小主义小说”的创作品格。作家的不足之处是在对历史的热爱中，忽略了对历史的反思。     

近十年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讨论综述

世纪之交，历史题材艺创作空前繁荣，并在学术界与读中引发了热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历史真实、虚构、学功能等问题上。本意在把有关“论争”作一简介，中所指涉的历史题材创作限于：一、其人物或故事缘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不涉及被指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品；二、展现古代历史的作品，不包括表现近现代史方面的创作。     

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

莫言的小说创作推动并且完整地反映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叙事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首先,这一思潮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舶来品,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即有很多“新”意,结构主义等理论对当代小说叙事观念的影响早就表现在小说写作中;第二,《红高粱家族》明显地反映了由“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过渡;第三,作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代表作的《丰乳肥臀》,体现了这类叙事的各种典范的特点与成就;第四,《檀香刑》又重现了鲁迅式的“血的历史”的主题,具有文化反思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而又可以看成是“重返历史主义”的叙事典范。     

身体与革命的激情碰撞：严歌苓小说的“身体叙事”

严歌苓对于历史叙事的关注是其小说的显著特色。作为海外作家的文化身份,严歌苓充分利用了与本土语境的距离感,达到对历史叙事的＂远观＂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使其小说看待历史更多悲悯,而且使其小说的视角新颖。严歌苓的一组＂文革题材＂的小说,正是通过采用＂身体叙事＂策略,达到了对历史深处的反思。     

浅析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性恶论”的历史叙事

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包含了三大系列,通过对他的农村及城市题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历史叙事符合一个结构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他“性恶论”的历史叙事的依据,形成了苏童小说中历史叙事的一个根本结构。这种性恶论的历史叙事既给他带来了创作上的突破,同时也导致他的创作走向了困境。     

颠覆与重构--新历史小说片谈

新历史小说迥异于传统的以还原历史为目的的小说,在历史观上体现出偶然性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在叙述方式方面,常出现一个叙述者"我",而且,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进行"世俗化书写","史诗情结"在个人私欲中被消解.     

中国抗战小说叙事模式初探

抗日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抗战小说”是抗战文学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抗战小说”作为历史叙事和自我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在“抗战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叙述中,也展现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国家想象。基于此,要讨论的正是1930年代以来我国“抗战小说”基本叙事模式的发展脉络及其所要揭示的复杂的历史图景和文学内涵。     

风雨飘摇中的历史叙述——重读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评

60年代中期,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受到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评价,借古讽今,嵇康的叛逆精神,历史背景.他的历史小说因为坚持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偏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而受到批判,这种政治化的批评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虽然他的个性化创作受到过批评,但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推动了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而且其创作方法对后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叙事的源起和欲望介体的场景化--蒋光慈前期革命小说读解

蒋光慈在其前期革命小说创作中，实际上已经阐明了革命及其叙事的源起，设定了后期小说中革命者的主要内质，缘此不断地衍生出相关的主题、模式和人物，而叙述中的背景城市——上海，则被作为欲望介体，它不但是作者将主体观念转化为小说文本的中介，也是向世人展示特定时期内革命理念发生作用的表征性历史场景。     

《青木川》：历史诗情再现人性复调解读

《青木川》回荡多重声响类似巴赫金提到的复调小说,冯明式的红色经典叙事以及与此相左的种种繁杂声音混杂交错;复调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叶广芩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而多条线索、对话原则和反讽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复调意义得以展现。《青木川》有别于传统历史叙事,魏福堂作为另类土匪散发出诗意般的人性光环,青木川的五十年历史呈现斑驳色彩,这种新历史主义眼光敞亮历史、启示未来。     

史传传统的突破与形式革命的突进——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

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学现象,只有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在艺术流变和文化语境的纵横坐标中,才能准确判断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将“新历史小说”放置于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进程中来看,一方面,文本所表现的历史故事形态,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作家们历史观念的变革。另一方面,故事形态变革的深层推进力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观念的演进,是先锋作家们进行颠覆性的叙事革命中的又一次叙事展望。在历史的虚构性这一问题上,与其说是历史观念导致了作家的虚构,不如说是作家们对小说的虚构特质的认同和实践成全了虚构的历史。在意象上将虚构的历史故事纳入笔端,既突破了长期存在的史传传统的叙事方式,也使得其与之前的叙事革命相比,故事性、可阅读性明显增强。优秀的“新历史小说”文本中传达的历史况味以及人的生存感的真实性,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不断寻求让小说回归小说的书写方式的一种经验沉淀。在当今的创作文坛上,我们拥有太多的理由,将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进行不断的审度甚至于酝酿。     

论革命历史小说对传奇叙事的演绎及规范

17年时期(1949-1966年)的革命历史小说通常以传奇叙事演绎无产阶级革命崇高理想。传奇叙事在这个历史阶段处于两难位置:传奇叙事极大地弘扬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培养了人民对革命的自豪感;但因为英雄们传奇性的过分膨胀也导致小说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偏离。在当时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传奇叙事并不是一种被提倡的文学想像方式,而是一种被规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