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行为,而是苏共高层领导集体认可的。1955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降低当年纪念斯大林诞辰活动的调门,成立了专门的波斯别洛夫小组负责审查大镇压时期的资料。1956年2月1日和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两次开会讨论波斯别洛夫的报告,主席团成员对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揭露的程度。但报告的正式文本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才形成,是波斯别洛夫的报告和赫鲁晓夫的文本综合而成的,苏共高层领导传看了这份报告,有些人还做了补充。2月25日晨,赫鲁晓夫作了这一报告,要求保密。事实上,苏共很快向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报告的内容被广泛知晓。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其影响体现在:它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意味着滥杀无辜、破坏法制时代的结束;开启了改革的大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声。当然,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20世纪下半叶,冷战格局下的美苏对抗、中苏结盟以及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内外政策的调整,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国际背景;中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国内背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思想混乱、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直接起因。这些背景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毛泽东评价斯大林这一历史事件。     

50年后再评赫鲁晓夫的改革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至今已有50年。回过头来分析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通过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推动改革并取得的成效与失败的种种原因,得出的一个最重要教训是,任何一个搬用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要发展,要使体制、社会与经济迈向现代化,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斯大林的体制模式,改革要朝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方向发展。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只批判斯大林个人,把问题主要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性,只是向斯大林告别,而不是告别斯大林模式。     

赫鲁晓夫向中国求助始末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以强硬的口气，把自己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中的几个问题

50年代末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由于受到“左”的干挠,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的报告都视为反对斯大林的毒草,篡党夺权的标志。80代年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少文章重评《秘密报告》,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反对个人崇拜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分期问题、1957年党内斗争的性质和二十二大“大反斯大林”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试就此略抒管见。     

苏联农产品义务交售制述论

苏联于1933～1957年实行的对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是当时苏联国家实施的重要农业政策之一,其兴废跨越两个时代——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是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我国学人尚未深究。     

西方国家是怎样获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

50年代苏共中央召开“十二大”的时候,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斯大林、标志着苏联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急剧转变的秘密报告。出席“十二大”的外国客人不允许参加那次秘密会议,会议的细节也未向外国党的代表团通报。但会后不久,赫鲁晓夫决定向7个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送一份载有秘密报告的文件。据美国《华盛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探析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 ,斯大林模式已经严重僵化 ,各种弊病日渐暴露。赫鲁晓夫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 ,向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斯大林模式发起了冲击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对苏联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因而成为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重点。     

赫鲁晓夫躲在那里

苏共二十大，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大肆批评已故领导人斯大林的系列错误，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大家心里都有个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     

历史自有公论──评《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历史自有公论──评《千秋功过，谁人评说》晓枫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世界性思潮，西方“斯大林学”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成形的。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Ｍ十大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极大地刺激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原本就...     

前苏联农业体制改革问题刍议

前苏联农业发展迟缓,其根源在于发展农业的体制上存在严重问题,这是由斯大林时期超高速工业化政策所产生的。本文分析了斯大林时期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形成及存在的问题,阐释了赫鲁晓夫对农业体制的调整和改造,并在分析比较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揭示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局限性及矛盾性。     

光辉的真理 锐利的武器——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参考材料(选登)

(一) 历史背景《论十大关系》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当时,在国际上,斯大林同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不久,隐藏在苏联党内的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赫鲁晓夫这伙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打着所谓反对“个人迷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至深且巨.从积极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以苏为戒",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从消极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负面影响,大力为斯大林模式辩护,结果误入歧途.反思这段历史,对于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大变动中掌握主动权

1956年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带领中国人民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从容应对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并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从而使我们能够在历史大变动中掌握主动权.     

赫鲁晓夫回忆录

尼·谢·赫鲁晓夫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前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重要的领袖,也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上锋头最健的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回忆录在西方出版后,因为多少披露了其人及其时代的历史、矛盾,引起了相当的反应。本刊所载,是其中的一章:《有关前人民民主国家》。曹介民教授从俄文译出(《历史问题》1994年3期)。     

“强国”还是“富民”——试论苏联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的道路选择与历史启示

苏联从1922年建立到1991年解体,每一位领导人上台后都会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斯大林上台伊始,就结束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又开始了"赫鲁晓夫改革",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开启了"勃列日涅夫改革",而1985年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最终没有让苏联走向强大,而是走向解体。那么,历届苏联领导人上台后为什么要对本国经济政策进行调整?这些政策是相互对立的还是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笔者认为,这些政策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即苏联每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国家经济建设上都面临着"强国"还是"富民"道路的选择,而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强国"之路,造成国进民退。本文就试图从"强国"还是"富民"的角度分析苏联历史上历次经济政策的变动原因,及对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形成一个比较认识与启示。     

赫鲁晓夫向斯大林下跪

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为了求得斯大林法外开恩,赫鲁晓夫被迫放弃自尊,跪求斯大林。但儿子最终仍死于斯大林之手。赫鲁晓夫上台后,立即向死人发起了战斗,并且胜利凯旋。每当想到这些,多库恰耶夫将军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不是那起意外枪杀,苏联的历史完全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赫鲁晓夫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

笔者曾经在拙文《苏联与1948年柏林危机》一文中,论述了苏联挑起危机的原因及其对国际形势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后果,并指出,1948年柏林危机“为斯大林的后任、生性鲁莽的赫鲁晓夫留下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果不其然,贯于冲动、富于冒险的赫鲁晓夫,在其执政初期发动了一阵缓和攻势后,终于按捺不住,于1958—1961年再次主动寻衅,多次以最后通牒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农业改革及评价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年),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时期.他执政11年,也改革了11年.上台以后,赫鲁晓夫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向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斯大林模式发起了冲击,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对苏联的原有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苏联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赫鲁晓夫主政开启中苏争吵的大门——中苏分歧的起源探析

斯大林时期,尽管中苏关系中存在着若干摩擦与不愉快,但却没有发生大的冲撞。赫鲁晓夫主政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但也正是赫鲁晓夫的主政,开启了中苏论战的闸门。当然,这决不是说双方争吵的责任应该由赫鲁晓夫个人来承担。中苏双方都曾为阻止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进行过艰苦努力,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中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终究没能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探索中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