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之研究——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实践为视角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人权保障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公约中加以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规定在一系列国际文件中.目前,我国已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但援助的对象范围较窄.在我国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扩大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尤显必要.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关系到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作用重大。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较为粗陋，存在不少缺陷。针对立法规定之不足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立法成果，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     

论我国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及其解决方案

刑事司法协助是一国司法权的有效域外延伸,具有重要的外交和司法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犯罪的增多与国家间交往的扩大,使得作为打击跨国犯罪主要合作手段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起步较晚,但发展比较快,不过也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探索、解决。     

诉权理论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之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惑，使改革难以进一步深入。究其缘由，除一些备受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因素外，笔认为，还与刑事诉讼领域没有导人诉权理论，以致诸多基本问题不能从根源上寻求答案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此。笔拟从诉权这一视角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检讨，并尝试从中寻求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但改造的不彻底性使得在其后近十年的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按照法治社会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以增强律师刑事辩护的有效性,进而更加有力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势在必行。     

人性化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承认并尊重人性是以人为本精神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刑事诉讼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特殊社会规范,是否体现人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刑事诉讼法律的善良品格.在人权保障和人本精神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今天,对照国外相关法律在人性方面的显著进展,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在人性化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迫切需要从基础性理念、立法宗旨、基本原则以及具体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修复性司法与刑事司法模式改革

修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修复性司法的公正、效率和人道价值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要求基本一致。修复性司法体现了我国刑法追求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     

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以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为主题，一个国家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程度也标志着其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精神的思考所达到的层次。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有些已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影响了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势在必行。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存在着适用主体分散、缺乏必要监督、采取机关单一等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要强化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赋予被告人报告权,完善救济制度.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性障碍及解决对策

当前,犯罪的国际性和跨国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但是我国在惩处外逃罪犯、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却存在着制度层面的障碍,中加刑事司法协助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困境。开展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对指导中加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和司法实践,破除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构建。     

实现行政程序法公正原则的制度设计

行政程序法的首要价值在于其公正性。实现行政程序法的公正原则,要建立听取意见制度、回避制度、调查制度、禁止单方接触制度。     

刑法的调整对象新论

刑法的调整对象是我国刑法学界探讨极少但理论意义重大的一个问题。厘清刑法的调整对象,对于刑法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整体逻辑框架的合理建构具有一定意义。本文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应分为直接调整对象和意接调整对象,并分别对其进行了恰当的界定和梳理。     

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维护及完善

文章结合相关司法解释从保护和保障两大功能分析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进而比照外国先进立法指出我国刑法的不足之处及完善办法。     

浅谈水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

和其它行政执法活动一样,水法法规也必须维护程序正义,而这一正义的维护必须强化专业执法队伍和坚持平衡公正与效率.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获取犯罪证据的有效侦查手段,它也是可能侵犯公民人身权、隐私权以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因此,国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证明标准或条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搜查法律规范非常粗放,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侦查机关无须向第三者证明采取搜查措施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的搜查屡见不鲜。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制度和技术性规定以完善我国的搜查实为必要。     

论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

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不符合司法的客观规律和职业特点，容易影响法官和检察官的心理，继而对司法行为产生影响。应废止错案追究制，吸收责任归因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可控性为原则，以行为和程序为标准规范检察行为和审判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我国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之构建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公安司法机关违反程序办案的现象,严重危及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是导致此种状况发生的重要原因。程序性裁判机制的构建对于防范国家公权力滥用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应当在充分考虑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前提条件与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在审前程序、庭前审查程序以及庭审程序全面构建程序性裁判机制。     

国际刑法中的刑事责任主体分析

国际刑事责任一直是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对于自然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已经逐渐明朗,但有关法人、组织和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讨论,如能承担应该如何承担的讨论却愈来愈多。如果能从国际法理中和承担方式上论证法人和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和理性,将会使这个热点的争论进一步明朗化。     

警惕“泛刑论”——从刑罚负价值谈起

针对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的将某些不法行为设立犯罪纳入刑罚的呼声及可能导致的“泛刑”倾向,笔者以吸毒、卖淫嫖娼这两种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为例证,在考察国外相应立法及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刑罚的负价值对其予以否定,并由此引发出“刑法应谦抑”的命题,主张通过充分调动诸如伦理道德、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等替代措施来规制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仅在“不得已”之时为用。     

略论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问题的遏制

与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传统相对应，在我国现阶段刑事侦察程序中程序性违法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但侵害了当事人合法的程序权利，而且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为了维护刑事侦查阶段的程序正义，我国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从完善法制的角度来遏制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