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共治：媒介化治理的学理脉络、本土演进与研究空间

传播媒介超越技术客体角色,成为媒介化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的行动主体,深刻重塑了传统的政治运行秩序和社会治理样态。媒介化治理在我国经历了批评报道、民生新闻、网络问政、政务新媒体等实践演进过程,逐渐被吸纳为国家治理的宏观话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操作经验。未来的媒介化治理研究,需要拓展全球场域的国际传播治理视野并规避媒介中心论的叙事误区。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传播型构：论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行动

在公共危机中,各类网络自组织行动作用突出,形成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模式。本研究以近年来公共危机中典型的网络自组织行动为基础,深入分析其核心功能与行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新的媒介功能与媒介逻辑。研究发现,网络自组织强化危机信息融合,促进社会资源整合,推动利益相关者的群体聚合,形成临时性的“合作共同体”,并通过集体性话语协同和分布式组织行动两种逻辑完成自组织行动,而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主要为价值驱动、情感驱动、关系驱动和技术驱动。由此,网络自组织形成了一种基于数字化媒介技术的传播型构,成为媒介组织动员功能的新机制,并以其对跨地域原子化个体的有效组织,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形塑出新的媒介化逻辑。     

“家庭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家庭化”：媒介与家庭的双向互构与实践逻辑

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媒介与家庭之间构成了一种超越以往的新型关系。本研究通过走访观察与深度访谈10户形态各异且遍布某城市各主城区的家庭,试图回答媒介逻辑对现代家庭生活运作的形塑机制以及家庭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如何对媒介施加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的运作已离不开媒介所主导的逻辑,媒介维系着整个家庭的关系网络与生活秩序,变成一个“统摄”家庭运作的组织安排者。崭新的媒介技术在进入家庭之后,会再现家庭“驯化”,家庭成员充分展现主体能动性,建构与媒介技术共同交合的传播逻辑。媒介与家庭之间形成了一个双向作用的动态互构过程。     

媒介化团结：流动社会中的社区再造——基于地域性网络社区形成的过程性研究

媒介化是近年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和前沿。本文以一个地域性网络社区的形成历程为研究对象,以“过程—事件分析”为方法论,依据库尔德利和赫普提出的媒介化实证研究的三个维度：“行动者群组”“相关性框架”“交往实践”为论证结构,对媒介化“型构”（figuration）如何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结合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提出了“媒介化团结”概念。这一概念突破了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对于社会团结形式的静态分析,提出一种适用于中国流动社会背景下的动态社会团结形式。这对于理解当前我国社区整合形式以及推进媒介化社区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以信息为轴：信息失序的媒介化治理逻辑再造与实践路径

信息失序是数字时代下信息势能失衡与状态失序的风险化反映。本文对信息失序现象的本质机理与现实缘起进行剖析,以信息为轴,分析了防范信息失序的再造逻辑,提出信息生态涵化与调适作用下的媒介化治理路径。本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作为数字治理新范式,可以发挥“信息生态涵化”的实践取向,嵌入到信息源、信息链、信息流中,形成信息源应用循证、信息链精准适配、信息流净化共生的信息治理逻辑。最终,通过加强可信的知识和信息资源有效供给,在认知关联中澄清信息失序真相,构建智能过滤与智能熔断的信息流把关体系,从而达到善治信息失序的最终目的。     

算法即媒介：如何读解这一未来传播的关键命题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即媒介”的全新时代,算法作为全部人类关系的连接者和智能化的整合匹配者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眼下对算法的研究受传统思维框架的影响,尚处在比较狭窄的议题窠臼之内自说自话。本文试图为算法研究搭建更高的视点和更全面的框架,并从学科前沿发展的角度,为算法研究提供了五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逻辑。     

定位媒介与赛博城市中的定位化移动：一种交互界面的视角

定位媒介是具有定位功能的数字移动媒介。作为一种普适化媒体,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定位媒介促生了丰富的移动实践。当手机具备定位功能、当移动被定位化之后,城市的移动性以及移动中的人、技术、空间关系呈现出何种新的变化？文章从交互界面的视角出发,认为赛博城市中移动的定位化生成于人与定位媒介、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交互之中。在定位化移动中,人与定位媒介交互成为赛博人。经由这种赛博人,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融合形成一种定位化复合空间。因此,定位化移动是赛博人在定位化复合空间的移动,也是一种复合移动性,这也成为赛博城市新的移动景观。定位化移动实践中,物理与数字等二元对立的交互体现了定位媒介之于移动传播研究的价值。     

新型治理主体：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构研究

在媒介化社会,人类在推行法治、德治、善治的同时,也把媒介化治理纳入社会治理的体系之中,把媒介化治理能力的提升纳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从能力建构上看,媒介化治理能力是调动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过程,在建构过程中,行为主体充分利用媒介本身的特点,发挥媒介干预社会的作用,从而实现媒介化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从能力结构上看,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遵循逻辑的能力、信息披露的能力、有效引导的能力、调动共治的能力、舆论监督的能力等五种能力。     

国家叙事与个体话语的弥合：优秀传统文化媒介化的实践逻辑和行动方法

新型主流媒体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作用和关键点在哪里,如何形成这些转化的认同与参与？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媒介化过程中,不同话语间的有效融合与沟通。日常民族主义将对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之建构的讨论转移至日常生活与流行文化中的个体经验与情感层面。通过日常民族主义的理论再读,可以看到,国家叙事与个体话语的有效弥合,是当前主流媒体在优秀传统文化媒介化实践的主要旨归。基于对10位在主流媒体平台播出的相关融合视听内容创作者的半结构访谈与分析,本文在对客观传播实践的解读与淬炼中进一步提取出结构安排、奇观打造与结构洞弥合等三个方面的实践逻辑,由此构成主流媒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引领文化认同之行动路书的基本轮廓。     

媒介学中的身体问题与身体研究的媒介学理路——探访一种中介化的身体传播思想

身体问题已然成为传播研究不可绕过的学术地带。媒介学把身体视为一种媒介,认为身体具有启发精神、连结物质与介入实践的要素特质,在生命有机体的行为实践中发挥了中介化的结构功能。在此基础上,媒介学重新思考了人类自身的存在逻辑、主体构造与交往方式。媒介学认为,身体的中介化实践逻辑主要体现在共识达成、关系转圜与行动促发三个层面,具体表现为：基于肉身间性的社会互动、基于肉身耦合的组织动员与基于肉身界入的制度实践。媒介学把物质性视为身体研究的底层范式,把介入性视为身体研究的分析框架,把实践性视为身体研究的方法路径,为我们探索身体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参照的新的方法论。     

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

“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对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少教民族村寨来说,村民能否积极有效地运用大众传媒并展开相应的传播活动,进而为自身权益的声张和自我发展道路的发掘寻求新的渠道或方式,成为媒介化社会中少数民族村寨发展的一个思路.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活动及理念的提出,其核心就是要让村民自主地认识和运用媒介、自主地生产信息和传播信息,自主地把信息传播活动与实现社会建构有机结合,最终达成参与式的媒介和传播实践的目标.文章以云南省一个普米族村寨作为调查和实践的个案,分析了在媒介参与实践开展一年多的过程中的得失利弊,认为:村民媒介参与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增强边缘性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进而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发掘当地人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发掘自身独特的传播模式.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当代传播杂志社联合召开“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学术研讨会邀请函

一、宗旨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当代传播杂志社联合召开“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学术研讨会邀请函

一、宗旨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为深入认识和把握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与规律,建立和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的机制,树立和强化新闻传媒的     

“互助文档”：社会危机下协同治理的全新媒介——以“互助文档”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的媒介实践为例

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5个城市中的9个“互助文档”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揭示出其作为一个社会化媒介,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促进危机信息的扩散和交流、动员“微资源”的聚合与匹配、推动紧急诉求及时解决、有效安抚和疏导公众心理的功能。但是也存在公共领域的私人化、个人隐私的泄露与侵犯、谣言引发网络舆情、数字鸿沟下救助资源不平等的问题。未来,政府部门可以重点考虑将这一“共享型救灾媒介”纳入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照现存技术困境加强创新,用户也需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最终在多方合力之下更好地发挥“互助文档”的治理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