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公文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尊,因此,古代公文通过直接或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出发点或证明具体观点的论据。这不仅使公文思想深邃、富有内在张力,也使儒家政治伦理和实践理性得到传扬。作为临民治事工具的古代公文与作为儒家思想具体表现形式的儒家经典相结合,成为“治统”与“道统”有机结合、互相补益的最佳诠释。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阅读儒家经典，提升人生品位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背景,以省级教研课题《以（论语）为基本载体的儒家文化主题式教学实验与研究》为依托,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导学生关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人格。在语文教学中,以《论语》读本和选修课为抓手,通过巧用课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诵,学以致用;分类归纳,丰富积累等教学指导,适当地把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学生的作文训练中,提高学生作文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     

儒家经典浸润语文教学的必要性及其措施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语文教学植根于这片厚重的沃土之中。语文教育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把优秀的儒家文化引入、渗透到语文教学中,打造魅力语文,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增强语文教学实效,提高学生素养。     

儒家经典教育与大学生人格养成

儒学经典的欠缺,使大学生终究成为“失根的兰花”。作为人文课程的教师,有责任借助于儒家经典,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想、道德、文化和纪律的教育,以全方位提升其人文品位。儒家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浓缩,是中华民族“软实力”的体现。     

钱玄同、顾颉刚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与方法

钱玄同和顾颉刚是辨伪、疑古运动的领导者,辨伪要涉及儒家经典,二人对儒家价值观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加之“超今文”的方法以及寻求古史真相的致思,决定了他们只注意经典中可验证的人和事。而经之为经,主要在于丰富的义理内涵,对义理的忽略使其研究有所缺失。     

儒家经典中的“诚”与“信”

"诚"与"信"在儒家经典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诚"侧重于内心的真诚不欺,"信"侧重于外在的践行承诺。儒家提倡"诚"与"信"的统一,即"内诚外信",但更重视的是"诚",因此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为了"诚"甚至可以牺牲"信"。这种观念迄今对国人的诚信观仍是有影响的,因此在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中,既要重视道德诚信,也不能忽视契约诚信。     

“儒家民本”与“南瓜之喻”——关于现代中国人是否应当研读儒家经典之我见

一、问题的缘起废止学校读经是与帝制寿终正寝相伴而生的历史现象。这标志着旧制度最重要的硬件与软件被基本上解构。自是以来,围绕学校教育是否应当诵读儒家经典的争论犹如潮起潮落。近年来",读经"     

儒家经典在韩国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汉字文化圈影响深远。梳理儒家经典在韩国传播的历史与现状,从三国时期儒家思想传入开始,总结高丽和朝鲜时期对经典的接受,到对韩国目前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细致分析,提出文化不应是冲突的,而是融合的,"世界公民"是经典教育的目标。     

从迷茫到回归: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平议

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儒家经典的研究也表现出诸多有别于传统经学的新气象,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尊重、从迷茫到回归、从疑古到走出疑古曲折的过程,留下了一些教训,也取得了大量超越前人的成绩。未来的儒家经典研究,应当走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思想史相结合的道路,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多学科的沟通、互动、融合,从而更好地对儒家经典作出阐释。此外,儒家经典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之一,我们还应当将其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比较和评估,在理论创新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论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王应麟是南宋学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一生著述宏富,其中在经学方面也有重要建树。王应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他所一贯禀持的经学思想作用下的结果。他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重视对逸经、汉魏旧注的辑佚;兼采宋学;学求其是;经史贯通。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俞樾校释群经、诸子的得与失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校勘、训释群经与诸子以及归纳古汉语的“文例”方面。他继承了乾嘉皖派汉学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门径，又将其与自己校勘、训诂古文献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的优长，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其治学思想和方法毕竟还属于传统学术范畴，自身局限亦不可避免。     

论河西地区经学教育的来源

汉武帝时在官方推动下,经学教育在全国得以迅速发展传播,即使在边远的河西地区也得以普及,到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经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河西地区经学教育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汉武帝时政策移民随之传播到河西,两汉之际经学家依附河西窦融,东汉时期河西豪族对经学的家族教育。     

六经的意义与史学变革--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再认识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不少史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歧见迭出。实际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是与他的史学变革理论官切相联的。“六经皆史”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章学诚融通经史,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上的一致性;其次,章学诚从《春秋》中引发出“史义”的理论,从《周易》中引发出“变通”的思想,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核心和依据,并考察了《周礼》《尚书》所蕴涵的史学价值;第三,在史书体裁上,章学诚提出效法《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形式,打破后世史体僵化的局面,对新的综合体裁进行了探索。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经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即与教育密切相关。"经"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由"泛称"向"专称"转化的过程,"经"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多为"史"。就"经"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而言,是"载道之经";就其具体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言,则是"教科书"。经学是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体系,其意识形态的功能与教育功能统一而不可分。两汉的儒者通过经学对六经加以适当地诠释,使六经的知识系统很好地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帝国的需要,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以"经"为教育模式的基本实现路径。     

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俞樾、阮元经学教育之比较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主持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长达30多年,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这些人活跃于江、浙地区乃至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各地。他们或为山长,或任教职,或以官员身份引领提倡,从而扩大了汉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浙江地区更因之成为汉学的重要基地。在经学教育中,俞樾继承了阮元"尊经崇汉"的宗旨,并提倡"独得之见"和学术创新;同时尊重门生的学术取向,且重视求异思维的培养。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