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坚守心灵家园的陶渊明（之一）——《五柳先生传》评说

陶渊明其人其事 陶渊明（约365—427）,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著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改为潜,自号五柳先生．去世后他的亲友将其私谥为“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他出生在九江柴桑．也就是现在的九江市。陶渊明最著名的作品有《饮酒》、《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等。     

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

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清议”之风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撰写而成的.陈寿不满意前人所作,故有这部“经远”之作.他出身士族,又职居中正,虽厌恶“清议”弊俗,却不可能完全否定“清议”本身的作用.此书大约亡于唐代,但影响颇大,其佚文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有待搜辑.由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故《益部耆旧传》之作,既含有他的爱憎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如果结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等书进行研究,《益部耆旧传》在我国史学尤其是方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则更清楚了.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舍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植”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试探《穆天子传》传入日本的时间及途径

伊与部马养在《从驾应诏》诗中提到“瑶池”和“白云篇”,而“瑶池”与“白云谣”典故出自《穆天子传》,明示他受到《穆天子传》影响.伊与部马养是有文献可证的《穆天子传》在日本的早期接受者,其接受时间在持统天皇702年逝世之前.731年葛井连广成奉试对策提到了“黄竹”和“白云”,“黄竹”典故也出自《穆天子传》,说明日本上层对《穆天子传》已很熟悉.日本学者在诗文中引用《穆天子传》,既与他们注意学习《昭明文选》和李善注有关,也与他们直接阅读《穆天子传》有关.《文选》李善注本可能不是直接从唐朝传入日本,而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穆天子传》则更有可能是由日本遣隋使团、遣唐使团中的学问僧与留学生带回日本.基于此,笔者将《穆天子传》传至日本的时间上限定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圣德太子初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下限则为日本持统天皇逝世之年,即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具体时间难以确考.     

首部全方位展示刘勰思想的力作——读朱文民《刘勰传》

说明《刘子》作者刘勰在历史上“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误导原因；指出要深刻论证刘勰思想必须将《刘子》纳入本传；介绍《刘勰传》的内容结构；肯定《刘勰传》独抒己见、学风严谨、史料丰赡的特点；总结《刘勰传》的三点启示。     

陶潜和苏轼的子女观

沈约在编撰《宋书》时,把陶渊明归入《隐逸传》。可是若把陶渊明和《论语》中的“晨门”、“接舆”、“长沮”、“桀溺”等隐士相比,他的隐逸就不再显得纯粹,而是包蕴着一丝孤愤和无奈。这一点,只要读过他的《感士不遇赋》,就能体会得到。     

读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晚唐时期的韩愈,可谓是一代文豪,特别是以其深厚的散文功底和骄人的成就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中学课本人选的他的《师说》、《马说》足可以看出他说理的深透;《大学语文》入选的他的《祭十二郎文》又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抒情的真切;而人选《大学语文》的另一篇文章矧∈中丞传后叙》更能让我们领教他那生花妙笔下人物的风彩。     

《毛传》与《毛序》的同异比较并论及《毛序》的作者

遍检《毛传》与《毛序》，《传》释诗义与《序》释诗义基本相同者达83篇之多，明显相异者只有3篇，且在解释体例上、在内容的相互照顾、相互发明上，都表明《传》与《序》存在内在的联系。从研究唐前所载《毛诗》资料系统入手，认为郑玄所谓“大毛公(亨)为《故训传》”，既包括今《毛序》，也包括今《毛传》，《毛序》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是经累积而成的，最终由大毛公(亨)“编纂而成”，并体现出他自己的观点；小毛公(苌)则对《毛传》作了最后的加工、厘定工作，并在《毛诗》的传授中起到重要作用。     

毛奇龄与《明史》修纂新探

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毛奇龄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草拟弘治、正德朝纪、传及诸杂传二百余篇。考毛奇龄《西河集》中的《传》十一卷其实并非全是他在史馆时所拟的史稿,其中还杂有他撰写的部分清人传记。毛奇龄出史馆后,仍然继续关注《明史》修纂,进一步阐释了对"大礼议"的见解及《梁储传》的辨证。毛奇龄还撰成《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经王鸿绪审定后,收入他的《明史稿.后妃传》中,而殿本《明史.后妃传》的取材主要依据王鸿绪《明史稿.后妃传》,毛奇龄是殿本《明史.后妃传》的实际修纂者,他对《明史》修纂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唐彦谦江南之行及其生卒年考索

唐彦谦是晚唐的重要诗人，光启三年（８８７），曾有过一次江南之行。考索其江南行的有关诗篇，可推知其生于大中二年（８４８）；而从其《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看，唐梁换代之际他还活着，《唐才子传》说他“为阆州刺史，卒。”失于考索。     

唐以前《史记》与《汉书》注评考议

梁启超认为两晋六朝"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而著者在阅读《隋书·经籍志》过程中发现,唐代以前对《史记》和《汉书》的接受和研究著作极其不均等。事实是《史记》传者甚微,而《汉书》注家如云。文章探讨唐代以前《汉书》和《史记》的接受情况,并分析"《史记》传者甚微,而《汉书》注家如云"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简析《老残游记》在思想和文学技巧方面的得失

《老残游记》问世不久,就广受好评,与《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一起被誉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中学课本里也把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宗,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中“白妞说书”一段选录出来,作为描摹音乐的经典篇章学习。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赞其“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认为其写景特点是自然、逼真,有鲜明的层次和色彩,十分优美。胡适先生也曾在《序》中通过罗振玉先生写的《刘铁云传》入手,对《老残游记》中展示作者思想和文字技巧等方面进行评述,认为“这部小说是作者发表他对于身世、家国、种教的见解的书”。本文拟借鉴前人见解,从思想和文学技巧两个方面,简要梳理这部小说的得与失。     

"疏不破注"刍议

韩峥嵘、张利文二位先生的《〈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举证有六”得出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笺》“宗毛为注”而有所发展,或申明毛说,或订正其讹,所以,正如《笺》对于《传》来说,以传承为主,《正义》对于《笺》来说也是以传承为主,皆势所必然也,并非孔颖达在整体上存心“抑毛扬郑”也。“疏不破注”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说法,《正义》并非总是守成,对《传》《笺》往往有所补充,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也不乏新意新义。     

论《孔子家语》中的颜回形象——兼与《论语》、《庄子》中颜回形象比较

《孔子家语》中记录的颜回,崇礼重德,尊师行“仁”,善于自化融会知识以“足发”．还有他含民本倾向的政治思想,“不迁怒”、“不贰过”的好学精神,贫而不忧的处世态度都使其在后世树立了高大形象。《孔子家语》与《论语》和《庄子》中记录的颜回形象有所互补或差异,对这些互补或差异性进行简要的比较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颜回形象及其对后世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     

夜阑静谧中的生命萌动——刘方平《夜月》赏析

《夜月》,一名《月夜》,唐代诗人刘方平作。关于刘方平的情况,我们今天所知甚少。新、旧两唐书没有为他立传,仅《新唐书》卷60《艺文志》第四篇有“刘方平诗一卷”的记载,其下小注云：“河南人,与元鲁山善,不仕。”直到500年后,元代的辛文房才在《唐才子传》中为其写了一篇阿余字的小传。     

韩愈《毛颖传》接受史述论

《毛颖传》是韩愈另类于其载道文的一篇奇文,后世仿作颇多,其中很多“元素”也影响深远。历代对《毛颖传》的评价,低至“文章之甚纰缪者”,高至“千古奇文”,价值增减高下,因时因人而异。《毛颖传》文体特色、结构意蕴是学者关注重心所在,归《毛颖传》于“传”之“变体”。储欣评曰“以史为戏,巧夺天工”,简约而深刻地揭示了《毛颖传》的艺术魅力。     

子夏与《丧服传》关系考论

《丧服传》与子夏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论证子夏在儒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认定子夏具备传授《丧服传》的资质和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丧服传》与其他两部据说也由子夏所传授的儒家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在文本上的内在相似性，说明子夏“传”和部分撰写《丧服传》的可能性。因此，否定子夏“传”《丧服传》缺乏理据。《丧服传》虽然不一定完全由子夏所撰作，但《丧服传》为子夏所“传”之说是基本可信的。     

梁启超管子研究之肇端——1903年《管子传》考析

1903年2月11日刊登于《新民丛报》第25号的《管子传》并非梁启超一人所撰，而是他与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虽然该文较之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亦即其管子研究的开端。同时，文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也是此时期梁个人思想的真实写照，故1903年《管子传》颇值重视。     

“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

朱熹把“文体”与传统的“音韵”、“训诂”注《诗》重点并置,充分体现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诗集传》对《诗经》文势相贯特点的重视,是对毛诗《传》《笺》《正义》的继承;而对《诗经》辞气的整体把握、对“温柔敦厚”的伦理意识所形成的含蓄文体风格的提倡,则是重涵养功夫的理学视野为朱熹带来的对前人的突破。有关体裁分类的辨析,朱熹引当时诗学已普遍使用的“体格”观念入《诗经》学,认为大小《雅》是对固有音乐典范的再创作,并将风雅正变与文体风格的正变关联起来。朱熹有关《诗经》的文体批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