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绩效、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研究

基于沪深两市国企数据,研究实施新一轮高管薪酬改革后企业绩效和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业绩下降对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企业风险则对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企业业绩下降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风险则对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②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管理层权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呈现正相关关系;监事会规模与审计委员会均对货币薪酬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③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货币薪酬粘性之间存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与高管在职消费粘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粘度均下降。     

管理层权力与异常高管薪酬行为研究

高管薪酬通常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确定.很多公司收益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其高管薪酬却高于行业平均值,本文将这种情况认定为异常高管薪酬.本文选取2003 - 2009年沪深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异常高管薪酬与管理层权力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股权分散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的企业中,异常高管薪酬现象越严重,即管理层权力越大,发生异常高管薪酬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研究结果应引起投资者、债权人、国资委及证券监管部门等的关注.     

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

以200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权力角度考察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管理者权力和国有性质均弱化了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权力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抑制作用更强。     

高管薪酬差距、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业绩波动--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与否,不仅体现在公司价值和业绩水平上,还体现在公司业绩的波动性上。管理层内部实行差别化的薪酬体系,被认为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薪酬差距越大,高管团队内的竞争越激烈,为了在业绩竞赛中打败对手,高管会竞相做出更高风险的决策,从而加大公司业绩的波动程度。本文选取2009~201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波动的关系,并探索管理层权力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差距的加大,公司业绩的波动性更大,风险也随之提高,在两职合一、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波动的影响更大,而高管长期在位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机理研究

代理理论认为公司债务期限受到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委托关系的影响,但这是否包含了高管薪酬激励的信息呢?本文运用信号发送理论,提出了基于债权人预期的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机理,对我国2008-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的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现金薪酬对债务期限的影响呈倒U型,股权激励计划和股票增持有利于提高债务期限,但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却是消极的,验证了研究假设。最后就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债权人对公司信用评估以及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     

基于权力视角的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形成原因及其激励效应

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作用以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引入管理层权力理论后发现,高管人员能够利用其所拥有的权力对其薪酬设定施加影响,进而可以推断高管团队成员管理层权力分布的不均衡和相互博弈导致高管团队薪酬差距难以服从最优原则,这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产生影响。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信息技术公司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信息技术业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公司研发项目周期较长、不确定性较大等特点很可能导致基于公司短期经营业绩的薪酬激励方案降低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本文通过对2007-2008年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的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公司董事会通过薪酬方案鼓励公司高管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以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而且,研究表明公司薪酬方案更倾向于奖励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的公司高管团队,而不是公司CEO。     

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激励设计——基于招商银行近三年的高管薪酬机制

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银行提高竞争力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就工商银行近三年年报进行分析,得出其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规模、风险等的关系,然后结合同也比较评析其激励机制的合理性与适用环境,最后借鉴国内外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股权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浅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几点看法．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间公告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保证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草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并且市场能够意识到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管理层薪酬激励的非参数分析

利用非参数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2003年和2004年高管人员的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非参数模型的拟合程度要好于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非参数模型的均方误差也明显小于线性回归模型,而且非参数模型的近期预测效果也好于线性回归模型。     

高管团队特征、薪酬差距与创业企业绩效

高管团队通过制定战略决策来决定企业的战略方向。近年来,高管团队特征、薪酬差距等影响高管团队决策效率的因素也成为高管团队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2014年部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管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实证了高管团队特征和薪酬差距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薪酬差距在高管团队特征对创业企业绩效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平均教育水平、社会资本、海外背景、薪酬差距分别对创业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专业背景异质性分别对创业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分别在平均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异质性对创业企业绩效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上市IT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的实证研究

在相关研究成果和薪酬激励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高管年薪与高管规模、企业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指标之间关系的假设。以2004-2006年中国上市信息技术企业作为样本企业,并选取变量,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高管年薪与高管规模、企业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再同时采用了线性与非线性来检验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在实证研究的结果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议。     

国企与民企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比较研究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的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是留住企业优秀高级管理人才的关键,民企与国企在属性上存在差距,那么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是否存在差异,值得研究.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的现状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国企与民企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方面的差异.研究得到,在高管薪酬方面,国企高管前3名薪酬均值高于民营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金融、保险行业高管薪酬最高,农、林、牧、渔业最低;东部发达地区高于落后地区;资产规模大的企业高于资产规模小的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股权激励标的物的选择上偏好一致,都喜好用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在地区上大都分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行业上大都分布于信息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国企股权激励的比例整体低于民企股权激励的比例.     

社会影响、互惠性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试图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决策过程。利用中小企业板112家上市公司的资料,实证研究发现,不仅诸如公司规模、地域、高管人力资本等因素显著影响高管薪酬,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高管内部社会资本亦对其薪酬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管理层激励的回顾与探讨

本文首先讨论了管理层激励的必要性,其次在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从管理层激励的各种发展途径中展开分析并论述其优缺点,从中得出相对有效的激励模式。本文为正在发展改革中的企业在管理层激励方面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融资融券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研究

融资融券制度作为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之一,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得到重视。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融资融券对高管激励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融资融券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会计业绩及高管薪酬-市场业绩敏感度,说明融资融券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及市场价格信息质量,从而有助于提高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具有显著外部治理效应;进一步的机理检验发现,融资融券效用发挥在治理机制较弱的制度环境中更为显著,表明其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发挥作用。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管理层持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管理层是否持股及持股结构差异为切入点,考察了管理层持股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管理层未持股的企业相比,管理层持股的上市企业能够增加研发投入、获得更多创新产出并能显著提高创新效率;(2)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呈现倒U型动态特征,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到一定范围,影响效应由激励效应转变为堑沟效应,同时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与股权集中度的高低,会导致管理层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显著性差异。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周期性特质,采用的所有模型均考虑时滞或预期因素,检验结论成立。     

管理层激励与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性实证研究

以1998年至2002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中小型公司为样本,以2002-2005年的面板数据为窗口,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成长性与管理层年度薪金报酬呈显著正相关、与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并且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水平、所属行业等因素都是对公司成长性具有一定影响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