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群”与“群可以诗”——对中国古代诗群互动现象的学理思考

诗群互动现象,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从《诗》的应用角度提出的“诗可以群”,也包括从诗的创作角度而形成的“群可以诗”,即一方面强调诗歌的应用对沟通群体思想与感情、凝结群体的共识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群体之间的交流方式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诗群互动现象是对“诗可以群”与“群可以诗”的归纳和整合,也是对中国古代诗歌与社会群体关系的总的概括。“诗可以群”与“群可以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诗可以群”,侧重于揭示诗的社会功能;“群可以诗”,侧重于揭示诗的创作情境。二者相反相成,构成了对中国古代诗歌现象和诗学理论的独特阐释。     

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

春秋赋《诗》的形式 ,历来有歌《诗》以赋、诵《诗》以赋、歌《诗》即诵《诗》等多种看法。透过多种赋《诗》定义 ,我们发现后人歧出的赋《诗》解释并不互相抵牾 ,而是昭示了典礼上程式化和多具象征意味的歌诗奏乐向具体生活和实际政治延伸的日常化过程 ,以及诗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过程 :即 ,赋《诗》言志始于奏乐歌《诗》言志而亡于言语称《诗》谕志 ,中间经历由徒歌吟志到诵《诗》言志的过程。其发展的逻辑乃是基于诗乐的普遍传播 ,藉“乡乐唯欲”之契机 ,为适应礼乐文明兴盛与衰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驾舟与乘车——《诗经》婚恋诗蠡测

本文从古人婚恋使用的交通工具着眼,对《诗经》中含有舟、车意象的婚恋诗进行了文化考察与审美关照,从而阐述如下问题:舟是联系未婚男女的媒介,而车却是男女通往婚姻彼岸的桥梁。由于舟、车在古人婚恋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诗经》中"驾舟"与"乘车"两类婚恋诗反映的内容与呈现出的艺术风貌也不一样。本文意在描绘《诗经》中这两种不同的民俗文化景观与风貌各异的艺术审美境界。     

“《诗》无达诂”生成的历史境遇

在一个统治者普遍崇信谶纬之学,灾异诠释令广大民众深信不疑,且纬书的权威和影响甚至盖过儒家五经的特定历史境遇里,先秦经典中的圣贤本旨被严重抛离,每个人似乎都可以自由地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去解释自然和文本,解释者的权利和地位突显。不仅如此,齐、鲁、韩三家诗"咸非其本义",汉儒"以《诗》为谏",毛诗阐释"不过美、刺二端",所有这些都为汉代"《诗》无达诂"话语的出场提供了一种忽略原意和真相的解释祈向,也提供了一种可以"按需诠释"的时代氛围。     

论二《南》诗的礼教思想

《诗序》因过度附会政教,率以二《南》皆言文王之教与后妃夫人之德,逮宋之疑古风起,而废《诗序》之说大兴。虽然郑笺以礼说《诗》之事,宋之后仍有人加以回护,然而讥其拘泥形迹,纡曲于外在之礼仪制度而有害于诗情者实多。然而《孔子诗论》问世后,孔子诗教多强调礼义之思想日渐明晰,因而参照简文以深究二《南》风诗之礼教思想,可谓正得其时。职是之故,本文首先从诗教与礼教相系之立场,论述撰写本文之动机;其次,则直接专就二《南》25篇诗歌之内容,分别从男女情诗、婚礼习俗用诗、劳人思妇遣情诗、子女事亲诗以及执事行役诗五大类,以论述各类诗歌之礼教思想;最后,再总括其整体礼教思想之大要。     

论钱锺书诗学批评中的“以史证诗”——以《宋诗选注》为中心

钱锺书对于“以史证诗”虽然多有批评,但其学术研究中却多有采用之者,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宋诗选注》之中。《宋诗选注》中的这些“以史证诗”的诗学批评在思想理路和实践层面上显示了“以史证诗”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具有的活力和价值——即“以史证诗”不仅仅只是通过历史史实的考据证明诗歌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亦可反向释证诗歌的艺术虚构性,阐明诗人的隐含的现实寓意。钱锺书的“以史证诗”所展示的以文学为本的学术品格对中国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观之于“《诗》无达诂”生成的意义

董仲舒今文经学解释观的全部精蕴在于一个变字。不管是他的名号论、辞指论等言意观,还是他从变而移的《春秋》解释思想,以及他的经权常变理念和具体的引《诗》活动,都直接孕育并促成了《诗》无达诂这一显赫命题的生成,或者说,《诗》无达诂作为一种解释经验和理解旨趣,本身就是从董氏的今文经学解释观念和阐释实践中提炼而来。     

鲁迅称赞的“诗孩”

孙席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学者。他1906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平水乡红墙下村一户小康之家。 此稿选自王姝、梅重两位作者新近脱稿的《孙席珍评传》。该书稿的撰写中采访了传主的家人、友人、学生等,史料翔实,传评相长。本刊发表时对所选章节有删节并稍有改动。     

从《诗经》婚恋诗看女性的爱情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含了多个层次的歌颂,婚恋就是歌颂的对象之一。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诗经》中的婚恋诗进行简单的阐述,将纯真与质朴的感情展示出来,表达古代女性对幸福生活和自由恋爱的渴望,映射出当时社会女性的爱情观以及对现代女性在爱情观上的影响。     

明代"辞赋属诗"说辨析——兼论明赋的理论嬗变及创作倾向

"辞赋属诗"说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先驱李东阳提出的赋学观点,后人多有附和。此说与传统的"辞赋属文"观念不合,也与明代文集编撰的实际体例相冲突,遭到当时一些文人的批评。"辞赋属诗"说是在明代诗文复古主义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产生与流行的,生动体现明代中期复古派文人在"诗文之辨"命题下,重新厘定的诗文分体标准。明代赋论正是在"辞赋属诗"说的引导下,排除明初尚质文风和中期公安派倡唐宋律赋之干扰,重回元明赋学复古主流,明赋的理论嬗变彰显了赋文回归诗体本性的历程。     

明词中的次韵宋元名家词现象——以苏轼、崔与之、倪瓒词的接受为中心

明人崇尚宋词,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追和宋元名篇,逞才弄巧,附雅前人,形成颇具规模的次韵宋元名家词现象。其中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倪瓒《江南春》三词的次韵风尚最具影响,这与嘉靖年间馆阁、吴中两个词人群体的唱和活动有密切关系,也是明人词学观在创作中的局部写照。而且,明人在次韵作品、作家、题材、风格的多样性选择上形成不同的次韵类型,深化了这一文学现象的普遍意义。     

前七子乐府诗制作与明中期的民间化运动

前七子通过向古代学习的口号而对唐以前的诗歌做了全面的发掘 ,含该各类诗体 ,又在每类诗体的习效中包容有特定的意义指向。过去对七子派的非议 ,往往首先从创作学的角度摘其“模仿主义”之弊 ,而不顾其他角度的分析与探测 ,以至也无法明其模仿的真实企意。然而 ,经由对前七子乐府诗的疏解 ,则可看到在对这一诗体模拟的背后所寄寓的丰富社会要求 ,及对明中期始的民间化运动所作的积极反应。由于前七子的乐府诗创作是体现其模仿论的一个实践性极例 ,因而对之意义的澄清 ,将有助于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其复古主义观     

元初书家题画诗论——以赵孟頫、邓文原、鲜于枢为例

题画诗是艺术融合的典型与艺术接受的产物,它兼有诗、画、书的多重美,又体现着接受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关系.它是诗人、画家、书家共同创作的结果,并随着文人画创作的高涨而在元代走向兴盛.在对兼有多种艺术身份的题画诗的研究中,考察书家的题画诗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本文以元初赵孟烦、邓文原、鲜于枢三大书法家为例,通过深入解读其题画诗,发现展现情景意识、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分别是三家始终坚持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源于三家分别以形神兼备、生命底蕴、景物气度为原则的绘画接受模式,并分别与三家各自以中和、韵致、骨力为特点的书法风格相一致.本文拟通过挖掘三家题画诗的诗歌创作模式、绘画接受模式和书法题画的风格以及其间的内在联系,探索题画诗创作中诗人与画家、图画之间的关系及其成因.     

前七子文复秦汉说的几个意义向度

前七子文章复古运动及其所标举的“文复秦汉”说虽然于中国文学史、文论史上声名甚著,但落实到具体问题,则学术界对之的研究一直有显薄弱。本文对尚存的前七子运动的许多观念性史料做了仔细的开掘与整理,并在将前七子“文复秦汉”说分述为若干个意义向度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冀望借此而可对前七子文章复古思想有一清晰与完整的认识。     

“才女”与“名妓”:晚明至嘉道文人社会的流行书写

从晚明到嘉道,文人社会中流行着关于"才女"和"名妓"的种种书写.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薄命才女和名妓,不见得有如此之高的比例,"才女"和"名妓",更多只是文人社会中的流行书写,而这种流行书写的缔造及文人对这种流行书写的投射,更多折射出来的是文人内心深处的寄寓.     

论初唐诗人对元嘉体的接受及其诗史意义

本文系统论述初唐诗人接受元嘉体影响的诗史事实,从体风格等方面考察李峤、杜审言、陈子昂、张说、张九龄等诗人创作实践中模吸收元嘉三大家诗风的艺术表现,并从晋宋迄初盛唐的诗史流变中把握这一问题,指出唐诗在全面发现汉魏诗风的经典价值之前,经历过学习晋宋体以超越齐梁体的环节。     

《不平鸣稿》所见明末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

中国传统法律的“文本意义”与“实践价值”历来相去甚远 ,而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大一统”色彩 ,遮蔽了不同地理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独特的地域文化。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域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徽州地域法律文化对解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标本价值。本文以记载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潘余两姓的一桩官司文书———《不平鸣稿》为中心 ,辑录了该稿所收文书 ,描述了两姓之间“六年三讼”的大体历程 ,详述了纠纷的缘起和最终解决之道及其双方所体现的诉讼意识 ,并认为 :在明末徽州民间纠纷的解决过程中 ,民间权威人物的影响已经远不如明初 ,乡民之间的互让互谅往往导致纠纷的最终解决 ,并据此对学界关于明清徽州人擅讼、健讼观点提出质疑。     

隐逸与济世--陈眉公与晚明的士风

陈眉公是晚明最为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在晚明时代地位很高,对晚明文人的创作和生活风尚有明显的影响,清代以后却颇受批评.眉公喜欢自由自主的生活,追求自然之趣.他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不为官却交际广泛,关心世事,是"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隐"式山人.陈眉公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相当的独特性,他不再视科举为唯一正途,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才艺以谋生,获得经济的独立与宽裕,保持一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文人生活方式,但又与主流社会关系密切,保持着对于社会的关心与介入.尽管他的思想相当传统,但他的人生道路却反映出明文人生活风尚的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追求.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初,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明代科举研究获得了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研究趋势的国际化、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全而化及多样化,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细化和深化等方面;尤其是在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及社会流动、科举与社会、科举考试与八股文、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科举社会群体、进士观政与庶吉士制度、科举特点及其评价、科举文献等诸多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视野宽阔、立论扎实而富有创见的成果;科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也取得喜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有些研究领域仍为空白或处于薄弱状态,甚至在不少似乎已有深入研究的领域还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乃至讹误流传的情况。因此,明代科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需要不断扩大研究的广度和进行认识创新,同时又需要切实加强对基本史实的研究。     

盛唐进士诗人的科考心态与时代精神新论

盛唐的绝大多数诗人都是通过进士考试脱颖而出,一般研究者都认为科举考试给士人们打通了入仕门路,因而其时代精神是乐观昂扬、积极进取的。本文从诗人心态的角度切入,发现诗人们的科考心态是淡定的,中第后的现实处境也颇多坎坷,盛世的官场并没有给进士们多少大有作为的发展空间。所以诗人们摆脱贫贱的动机远多于建功立业的抱负。进士考试本身并不能造就优秀诗人,而进士诗人在希望与失望的复杂情感交织下,伴随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们才写出了最优秀的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