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理论贡献

著名史学家刘大年一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历史学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面对各种思潮,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史学研究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强调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的区别,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他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如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阐发,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刘大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方面的理论思考,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值得当代史学工作者发扬光大。     

史重人事 长于征实——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考据方法评述

中华民族有着悠长深厚的史学文化传统,为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企及。而征实的学风,乃此史学文化传统的精髓。已故史学家范文澜曾谓中国古代并存有巫、史两种文化,“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此重人事的史学文化的征实传统,长期发蕴播散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考据方法。它虽是重人事的史学征实传统的产物,同近代西方在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史学考据方法不同,但它既带有征实的特点,必然具有多少实证性与科学性的功用。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中还存有若干合理性因素的话,则首先应予提到的是考据方法中所蕴含的某些科学性成分。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翦伯赞与中国现代史学

翦伯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和史料学等众多的学术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人曾对中国现代几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过这样的比较：“如果说郭沫若是古代社会研究的开山，吕振羽首次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史前社会，范文澜最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通史框架，侯外庐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那么兹伯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则主要在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建设”①。的确…     

翦伯赞20世纪40年代所透视的爱国主义史学观念

文章探讨了老一辈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民族危机冲撞下的20世纪40年代的爱国主义史学观念，着重从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总结历代反时侵略的民族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封建史学和以古讽今、揭示蒋家政权必亡的历史命运等四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并且高度评价翦伯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史学家，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促进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并以此文来纪念史学大师翦伯赞逝世35周年。     

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个性——以侯外庐为例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该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治学,勇于提出并坚持自己带有创新性的学术见解,不去迎合某种潮流或趋势。作为一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大家,侯外庐先生便具有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纵观其一生的学术历程,其个性的学术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历史科学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历史科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明了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方向,因而,毛泽东关于历史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李大钊、李达、郭沫若、吕振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在与封建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斗争中初具规模。但是,草创时期的我国马克主义史学,     

“道”与中国史学

本从中国史学三十发展阶段谈它与作为“万理之统”的“道”的关系，说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古老传统，而科学性与人性的统一，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区别。因此．作认为：中国当代史学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纪史以实”和“载道明理”的优良传统，才能显示其中国特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服务，     

晚清史学批评的阶段和成就

晚清史学批评随着时代潮流的急剧变革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新史学思潮出现之前,史学批评沿着传统史学批评的路径发展,其主要的史学批评视阈集中在传统史书体裁体例的批评,对重点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进行批评;新史学思潮兴起后,史学批评更加尖锐和激烈,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体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史学认识的深化。晚清史学批评上述两个阶段的分野,其肇因来源于晚清“西学东渐”的推动和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其后果则推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但由于资产阶级史学家急于建立近代史学的范型,在对传统史学批评“度”的掌握上存在可资商榷之处。     

论霍布斯鲍姆“下层视野”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最要代表人物,新社会史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巴勒克拉夫认为,在英国年轻一代史学家中已经形成蓬勃向上而且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而霍布斯鲍姆则是其中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坚信,下层大众与普通民众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并将“下层的历史”思想付诸于史学实践.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进步史观与下层视野：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历史观探论

从进步史观和“自下而上”历史观两个视角出发,可以清晰地理解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体系中以社会历史观为核心的历史本体论思想。一方面,霍布斯鲍姆进步历史观念的内涵变化轨迹明显;另一方面,基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霍布斯鲍姆与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开创了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研究的新模式和方法论。     

新时期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实践——刘泽华“阴阳组合结构”说的形成及意义

“阴阳组合结构”说是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的一项重要理论。该理论经历了早期酝酿、初步论证和理论定型等发展阶段,旨在揭示中国传统思想命题的相反相成特质及其背后的政治思维。从理论渊源来看,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混沌”性特征的研究、对中国传统哲学“调和”与“中庸”式思维方式的认识,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矛盾的法则等,都对“阴阳组合结构”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方法论意义上,“阴阳组合结构”说是对思想史研究中抽象继承法的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继承法的发展,是新时期中国本土化史学的代表性理论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简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针对史学界出现的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偏向，刘大年、龚书铎等著名史学家，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以及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正确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对于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民族与阶级视野中的“甲申史论”——“明亡三百年”与19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44年是明朝灭亡三百年的纪念。中共组织了柳亚子、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家撰写了一批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文章。这些被纳入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史学丈章,却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政治取向,反映出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局势中对于历史和政治之间的不同阐释。其中,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重述历史时的核心问题,但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了唯物史观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时的内在紧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民”作为历史推动力的发现,一方面使得历史研究具有了回应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如何寻找到真正的历史行动主体,也需要在现实政治中获得新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论范文澜的学术思想

范文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范文澜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有所建树,然置喙之处颇多。文章从儒学、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家自身四个方面来论述范氏之学术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的。回顾一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进一步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使史学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是有现实意义的。(一) “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伟大群众运动。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文化思想上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四’以后,     

从接受角度看史学著作的编纂

近几年来,人们经常在谈论“史学危机”问题,说目前史学界萧条,史学的社会功能下降,就此史学时资为摆脱危机提了种种建议和意见。我认为史学危机主要是由史学界自身造成的,概括为二句话就是史学著作缺乏个性;缺乏可读性,没有读者。而这恰恰是由史学界忽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漠视读者对史学著作的接受情况造成的。从接受的角度看,历史学由两个过程组成,一是史学家撰述的过程,一是读者阅读接受的过程。史学家撰述史学著作的完结,只表明史学赋予了史学著作某种潜在的社会功能,而唯有当读者阅读接受了史学著作,史学的潜在功能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史学著作在“阅读人的意识里”完成。所以读者不是被动接受史学著作,而是主动参与并与之形成对话、交流,才能促进并最后与史学家一同真正完成史学著作创作的全过程,进而实现史学著作的社会价值。     

拨正史学研究的误向——评印鸾章《清鉴》

从孔子《春秋》到印鸾章《清鉴》史学思想乃陈陈相因，一直停留在“忠君”、“鉴戒”、“神命”、“资治”水平上，没有长进。中国史重词藻轻理论的传统就是史学研究误向的表征。按中国传统的史学标准衡量，《清鉴》乃不失为成功之作，可是，从科学角度考量，是书除了保存史料之外，并无创见，积淀着中国史学研究的沉渣。《清鉴》存在着重彩轻理论、袭旧习疏创新、崇康熙时代潮流、重史料轻论理、详战争略其它等史学研究的误向。这种史学研究误向于过去，具有普遍性，于当前，仍有影响。史学研究的误向需要拨正，传统的史识需要更新与提高。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史识、活跃思维，中国的史学研究才作为，这就是《清鉴》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

侯外庐(1903—1987年)在史学界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五老”，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并都曾在这理想信念指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他们都是为了解中国国情，变革现实，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侯外庐回忆其本人经历道。     

侯外庐与白寿彝的学术交谊及治学特色之比较

侯外庐和白寿彝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史学家,二人感情深厚,在学术上相互影响.他们有共同的学术追求,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们都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重视史料的考证、辨伪;在学术上致力于"成一家之言",强调"通识";认为社会史是思想史、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他们都是杰出的学术组织者,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他们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表明,把唯物史观与中国民族特色结合起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条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