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与盛家、宋家的陈年旧事

我们杨家与盛家的关系起源于我的祖父杨骏(字季忻,1882—1969)。杨家是浙江海宁人,书香门第。祖父乡试中举后,到上海谋事做。正好当时上海县的县太爷也是我们浙江人,姓黄,见我祖父字写得好,文笔也很好,就聘他当书记官,也就是秘书。这大概是20世纪初的事情。     

少时难忘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     

田流静静地走了

“田流走了”。３月１７日上午,李翼（原人民日报老记者）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怕我听不清,又重复了一遍“田流走了”。 对于田流逝世,我很难过,想和李翼一块到他家看看,有什么后事帮助办办。李翼说：不要去了,他什么都不要。我说,什么都不要,这太简单了。人死事大,总该开个追悼会,向遗体告别一下吧！李翼说,田流不要什么遗体告别、开追悼会之类,连骨灰也不留。这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田流在人民日报记者部负责工作时,我们曾议论过后事。当时田流说,我什么都不要,少麻烦。如今,他果然这样做了。 田流在新闻事业上,做出了重要的…     

“政府没做错，但做得还不够”

中国新闻周刊:福特基金是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方式?何进(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基金,有一类是做事的,有一类是出资的,还有的是又不做事,又不出资。福特基金会只是出资,因为我们人数有限,不做具体的事情。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些便利的条件,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到哪儿去募捐,独立性很大,并且,我们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跟任何个人、集体,任何一级的政府进行合作。我制定的原则,15个字,“实事求是,创新、可持续,易推广”,最后三个字是“参与式”。我跟任何人说,你只要符合这15个字,而且你做中国教育平等问题,我就可以决策和管理过程一定要让他们都参与,才能…     

吹一股清新健康的时代劲风——《南风窗》的新探索

“看了《南风窗》几期文章,感到不错,办得很活。文章别具一格。”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如是评说。一位报业行家说:“过去,我们这些新闻出版界的人都有一个愿望,办一份真正有特色的新杂志。如今看到《南风窗》,我们都说:有了,就是它!”它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获得如此好评? 《南风窗》是一份新闻性、社会性、综合性月刊。打开创刊号,扉页上的《告读者》,谈的不是自己创刊的主旨,而是刊物发起的一项活动:《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文章说: “假如您是市长,您想为广州做什么好事呢?”“假如您是市长,您有什么兴利除弊的措施要实施呢?”“广州的事情是大家的。想,要大家一起想;做,要大家齐心做。这是一篇不是发刊词的“发刊词”,它告诉读者,《南风窗》是大家的刊物,是大家发表意     

一世得体

每年秋天一到,祖母总是提醒我“该上山看祖父了”。祖父的生日是祖母最重视的日子,即使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了。自父母离异之后我便与祖父母同住,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老人家也更甚疼爱儿女般照护着我。     

一世得体

每年秋天一到,祖母总是提醒我“该上山看祖父了”。祖父的生日是祖母最重视的日子,即使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了。自父母离异之后我便与祖父母同住,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老人家也更甚疼爱儿女般照护着我。     

两代人的兰合情愫

在我儿时生活的那条街道上，我们家是很有名气的。这种名气来自于我有一个长相丑陋、身体残疾的伯父。听父母说，他原来是工厂里的档案管理员。有一年，工厂失火，他为了抢救档案馆里珍贵的文史资料，被大火烧成重伤，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大火毁灭了伯父原本英俊的面容和伟岸的身躯，也毁灭了他曾经那段美好的爱情。出院以后，父亲将他接回家来，同时还带来了一幅对联——“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兰”。     

两代人的兰台情愫

在我儿时生活的那条街道上,我们家是很有名气的.这种名气来自于我有一个长相丑陋、身体残疾的伯父.听父母说,他原来是工厂里的档案管理员.有一年,工厂失火,他为了抢救档案馆里珍贵的文史资料,被大火烧成重伤,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吕正操与张学良的往事尘缘

吕正操的老家在辽宁海城唐王山后村,南满铁路正从村子旁边穿过。唐王山后村乡亲到村西头种地不得不经过铁路,时常遭受日本人的辱骂和毒打。吕正操的祖父和大伯父都是由于过铁路而被日本警察砍伤的。吕正操少年时代就懂得了什么叫国耻家恨。     

借鉴的功用

作家刘白羽,解放战争期间做随军记者,他后来说:“我不会做记者,首先是学,学的方法是把别人写得好的新闻报道和通讯都剪下来贴成一册,这里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如象斯诺、斯特朗等,每篇后面都写下我的分析笔记。”他后来不但成了名记者,还成了名作家。可以说,刘白羽同志的办法也是许多老一代新闻工作者采用过的办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没进大学学习的机会,唯一可以采用的办法就是这种学习办     

人民是党生命的土壤--忆伯父张熙嘏抗战初采访延安片断

我的伯父张熙嘏先生祖籍陕西乾县，生前曾任县政协委员，多届县、省人大代表， 1970年谢世。 　　伯父生前曾对我讲述过自己不少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他在 1937年秋赴延安采访一事，让我至今难忘。下面是伯父对当年赴延安采访的回忆： 　　那年我在西北文化日报社任记者，受社长宋绮云先生，和赵寿山以及十七师的委托，我们一行七人赴延安陕甘宁边区采访。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陕甘宁边区招待站就安排了一个会议，在会上我们七人有幸见到了毛泽东、朱德以及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高级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会上讲了话，对我们的来访表…     

漫话方言

<正>1992年,我奉调到湖北西部一个山区县工作。趁到省里开会的机会,顺便到县里驻武汉办事处看望工作人员。坐定寒暄,我客气地对汉办主任说:“我来看看你们,你们长期远离家乡,接待和协调任务又重,辛苦了啊!”“您瞎说,我们不辛苦,都是应该做的!”主任回了我一句。我瞎说?见面就“骂”我了?心中顿生不悦,但碍于初次见面,我忍住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过去是个文盲,一个大字不识,连自己姓的三横一竖那个“王”字都写不上,别说写稿子了.打从—九五○年起.我们新胜乡一开始扫盲,我就积极参加学习.有了点文化,可也不多.心里捉摸着怎样把学来的用上,就是不敢写.团支书战汗庭到县里开会,报社和他说,要大力发动青年写稿, 战支书就来动员我.我说:不行!我连啥叫文章都不懂,那能写稿呢!说话好说,一写就很别扭,啥字都有,写这字忘那字,蹩了满脑袋汗也     

当一次馆长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

褚树青是一位优秀的图书馆馆长。让我了解到这一点,始于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办平民的图书馆,一百多年前一位绍兴的乡绅能做到的事情,难道今天官办公共图书馆还做不到吗?"我当时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谈事,不知怎么就聊到办馆理念上了,他似乎很随意地说了上面这句话,     

大大,我的外祖父

我至今都搞不懂,上海本地人(浦东人)为何要把祖父或外祖父叫作"大大"(音"达达").但我知道,这个"大"字不是"一股独大"的大,也非"普天之下唯老子为大"的大.这个"大"字就是老男人的意思,可泛称一切男性老人.     

非真实报道的恶果

新闻报道应该“客观、真实、公正”我想,对这六个字,怕是谁也不会反对的。但真要做到这六个字,却也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很难很难。较为久远的事情,譬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还有“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等等,都不用再提了吧。那种“浮夸风”的产物,那一类虚假的报道,它的恶果我们已经早就品尝。我想就关于环境保护的报道来说说非真实报道所带给我们的恶果,尽管还并不是全面的。我国的环境保护状况究竟做得     

讲究批评艺术

作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早晨》的记者,在采访中我们常常听到:“《天津早晨》办得不错,我每天都听。”或者:“我们全家连孩子都爱听!”……因为《天津早晨》的稿子出自我们的手,听到一片赞扬声,当然心里很高兴,但我们感到这并非我们有超人的本领,只是在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同时,精心采编批评性报道,讲究批评艺术,从而使我们的节目入耳入脑,越办越好。1989年7月3日,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亲切同我们进行了座谈。他说:“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很早就想见见大家,今天算是还了愿。”李瑞环还说:“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很有特色,比较活,比     

回忆我的父亲黄佐临

<正>我的祖父本来并不是特别富有,祖籍是广东番禺,后来从广东到天津去打拼,在天津做实业,做得非常成功。据我所知,好像是和英国人一块儿做石油方面的生意。我的父亲黄佐临1906年10月出生于天津,是家里的长子。到了父亲上学的时候,祖父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了。当时在天津,祖父置办了家族的房屋和产业,父亲这一辈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比较富裕的生活。     

林传甲字号、家世、卒年考略

林传甲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方志学家。他早年的字当为"魁云",后改字"奎云",后期主要用"奎腾"",归云""归于"诸说或当有误。他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曾祖父林杏圃是孝廉出身,祖父林宝光曾官居成都府通判,父亲林文钊做过应山典史。林传甲卒于1922年1月26日,而非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