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小品文简论

唐末小品文简论刘朴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认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泽丛书》里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     

说文解字

隐士“隐士”,这个语词是一种存在的虚无。挤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隐士”,显得斋冷衾薄:隐居的人。它上声复入声的声调转换,恰好表达了这样的感叹:世间本没有隐士———真的隐士!“隐士”,给人一种古典的静谧。它超尘脱俗,遗世独立,面朝冷壁,满目苍翠。《论语·季氏》上说:“隐居以求其志。”这“志”,是一张试纸,能鉴定出隐士的成色。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隐士即使遭遇饥寒困厄,也要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中国的“隐士”,更像是一张镀金名片。“招聘隐逸,与参政事”(《后汉书·岑彭传》)。“归隐”,是为了“出仕”。一“归”一“…     

人是会变的

皮日休在未中举之前,诗写得“朴涩无采”(胡震亨语);中举之后,便写得美艳华贵了。此首《闲夜酒醒》写于中举之前,而另一首《春夕酒醒》却写于中举之后。二首诗同是说吃酒之事,心境与文辞却迥然不同,真是各有一番滋味也。《闲夜酒醒》里,我们读到并看到了一位高卧松月、清风下的隐士,也可以说是自然之子。他酒醒之后已是半夜了,山月高挂,诗人从孤枕中爬起来,身边、抑或床榻的四周散漫地摊着好些书册。     

释■

《说文》四篇下云: “衡,牛触,横大木其角。从角从大,行声。《诗》曰:设其福衡。(?),古文衡如此。”王筠《说文释例》云: “衡之古文(?),《玉篇》作(?),是也。(?),角之古文也。石鼓作(>),古盖作(?),向右者变而向左耳。”毛公鼎之衡字作(?),其中之(?)亦从角从大,与《玉篇》合。然则衡之古文(?)原是(?)之变体,是从角从大的会意字。     

《尧典》九族今古文异说的解释

<正>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汉代今文、古文两家对于“九族”的说法完全二样: (一)欧阳·夏侯的今文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尚书正义》引)① (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经典释文》及《尚书正义》引)《诗·葛(?)序》:“周道衰,弃其九族。”《毛传》:“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孙。”《毛传》讲法也属于古文派,跟马融、郑玄的古文说相同。     

浅释古文中的“见”字

浅释古文中的“见”字《大学语文》有几篇古文涉及到“见”字的语句需要释析，“见”字在《说文解字》上释为“视也”，就是“看”的意思。《词铨》上说“见”与今“现”同。其本义是“看见”、“显露”，它的本来词性是动词。如《李氏将伐颛臾》中：“冉有、季路见于孔子...     

皮日休生平事迹辨补

论文对晚唐文人皮日休的生年、两次前往江左的时间、与陆龟蒙、崔璞交游的时间以及其离开崔璞幕府至入朝为官之间的行踪进行具体的分析、考辨或补充。论文以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可进一步考证皮日休生年情况下,闻一多《唐诗大系》定其生年为公元833年的说法更为妥当;皮日休两次前往江左的时间,论文认为分别为咸通五年春和咸通六年;文章又从皮日休的诗歌入手,认为咸通十二年春皮日休离开崔璞离任苏州后,皮日休亦离开吴中,并返故乡——襄阳,且皮日休和崔璞交游也并非始于咸通十年,而是在咸通十一年春。     

皮日休生平事迹辨补

论文对晚唐文人皮日休的生年、两次前往江左的时间、与陆龟蒙、崔璞交游的时间以及其离开崔璞幕府至入朝为官之间的行踪进行具体的分析、考辨或补充。论文以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可进一步考证皮日休生年情况下,闻一多《唐诗大系》定其生年为公元833年的说法更为妥当;皮日休两次前往江左的时间,论文认为分别为咸通五年春和咸通六年;文章又从皮日休的诗歌入手,认为咸通十二年春皮日休离开崔璞离任苏州后,皮日休亦离开吴中,并返故乡——襄阳,且皮日休和崔璞交游也并非始于咸通十年,而是在咸通十一年春。     

匕首寸铁，刺人尤透——评清初廖燕对小品文地位与意义的论述

明末社会张扬独立个性、强调主体意识，加乏文人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叛，此时的小品文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生活情趣和很高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浓郁的反传统文学的异趣。风格的轻灵佻巧和内容上的脱离现实，使小品文受到清初学人的批评和轻视。廖燕一反时人对小品文的鄙视，不仅肯定了它特殊的艺术价值，而且从作用上把它与“载道”的古文相提并论，但又不把小品文视为传统古文那样的载道工具，而是把它看做批判现实、宣泄不平的武器，在理论和创作上为小品文的生存争得了一席之地。     

自我·吏治·理性——读陆龟蒙的散文

一陆龟蒙有两个颇具特色的雅号:一曰“江湖散人”,二曰“甫里先生”。他为此曾写过两篇自述体的散文,一为《江湖散人传》,二为《甫里先生传》。在这两篇著名的传记中,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两个迥异其趣的自我形象。读《江湖散人传》,立刻会让我们想到陶渊明的自述体散文《五柳先生传》,想到那位典午末世的隐士,生活在大唐季世的陆龟蒙,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散人传》中给     

论戴名世与桐城派之关系

<正>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一位卓有建树的古文作家。关于这位古文作家与当时古文主潮——“桐城派”之间的关系,解放以来研究界大致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戴名世不属“桐城派”。如贺珏在《戴名世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4、5合刊)中说:“戴名世虽是桐城人,又与方苞同以古文著名,但他与后来的桐城文派理论和风格是不同的。”也有的认为戴名世虽不属“桐城     

戴名世古文理论初探

<正>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著名的古文家。方苞曾说:“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所以扳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南山集序》)足见戴名世古文之成就和地位。戴名世“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与弟书》),以振兴古文,改造时文为己任,不仅在古文创作方面实绩卓著,而且总结出一套较完整的古文理论。在文风颓败的清代,戴名世的出现,无异奇峰崛起。在他之前,初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在社会改治、哲学学术诸     

本期话题：在隐喻背后——水之喻：袁宏道、王思任小品文的异质美

文章把袁宏道、王思任的小品文置于明代文学的背景中，对袁宏道王思任小品文中以“水”为喻时所呈现的“自然与典雅”“阴柔与阳刚”各与时代的同构性以及两家之间的异质美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两人的小品文各有对明代主流文风的反拔和否定，而王思任的小品文更带有否定之否定的色彩。这标志着晚明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从拟古文风中脱胎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导写十二法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说:“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王若虚在《文辨》中又说:“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他们的意思是说“文无定法”又“文必有法”,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因为,就文章是纷纭复杂的客观事物的反映来说,不可能有“定法”;但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总会被认识来看,又不能     

“饥穰”之类

《论积贮疏》“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句中的“饥穰”,课文解释为“荒年”与“丰年”。可是,通读全篇,上下文都只有“荒年”而没有“丰年”的意思。那么,是否可以把“饥穰”只释为“荒年”或“灾荒”呢?我想是可以的。古文中往往有两个词连在一起,却只表达其中一个词的意思这种偏义复词的现象。例如《孔雀东南飞,》中,就有“父母”、只指“母”,“弟兄”只指“兄”的现象:“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在现代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国家”,说的是“国”,并不说“家”。不同的地方是,在古文中只是两个单音节词连在一起,而没有组成     

《说文》不少用作“某声”的与“亦声”无别(续二)

<正>(73) 緥:从糸,保声=从糸,从保,保亦声 《说文》:“緥,小儿衣也。”而“保”即“緥”的古文。又《中华大字典》云:“緥……古多假借保、葆字。” (74) 緟:从糸,重声=从糸,从重,重亦声 《说文》:“緟,增益也。”段注:“增益之曰緟,经传假重为之。”王筠《说文句读》:“緟者,重之分别文。” (75) 縒:从糸,差声=从糸,从差,差亦声     

由鲁迅所言“出丑”谈及出错

鲁迅先生曾说过：“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鲁迅对他所见到的“乱点词曲，拆散骈文”、“连文章也看不懂”，却乱标点者感到“毛骨悚然”。其实，鲁迅的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某些轻率标点古文者，也适用于某些对古文的不慎引用者、编辑者。许多涉及古文、古代常识的文章、辞条错误不少，往往叫人无法理解和难以容忍。例１，某名报名副刊发表一杂文家的《“廉以养刚”说发凡》的文章，后又收到其副刊一年一度的文集中。文章引用了《后汉书·酷吏列传》中强项令董宣的事例，说“光武帝侄女湖阳公主的一个仆…     

“子曰”之“子”异议

近读1993年7期《语文知识》刊黄德灿《子曰·诗曰·书曰》一文有云:“在读古文时,‘子曰……’句明确告诉我们:‘子’的本义是‘老师’,约定俗成,特指孔子。”笔者认为此说有误。因为:一、“子”的本义并非指“老师”“子”是一个象形字,《说文》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并引李阳冰语:“子在襁褓中,足併也。”《说文》所收“子”的     

鲁迅并未一概反对“作法”

鲁迅的《答北斗杂志问》讲了八条创作经验,其中的第七条说:“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这个意思,鲁迅在其它文章中也谈到过,例如:在《两地书·序言》中说:“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所以‘小说作法’之类,一部都没有看过”;在《不应该那么写》中说:“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腰包的”……鲁迅的意思是明白的,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至于“现在市场上”的什么“作法”或“法程”之类的书籍则不要去相信。那么,能否由此而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鲁迅告诫过“不相信‘小谈作法’之类”,所以凡是“作法”一类的书籍都是不可信的?我以为不能。首先,鲁迅并未一概否定过“作法”一类的书籍。1932年4月,也就是在写了《答北斗杂志问》后的四个月,鲁迅又写过一篇《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落英缤纷”辨说

1982年12期《语文学习》刊载潘大白同志《“善”读书》一文,其中“善鉴取”一节提出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落英缤纷”的解释问题。作者在罗列了《语文》、《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古文选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历代文选》等五种注文后说,“总上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