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诸子词学论著考述

南社不仅是一个革命社团、学社团，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社团，在近代学术研究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发角色。仅就词学研究而言，南社诸子中有不少词人及从事词学研究，留下了相当丰富的词学论。     

郑文焯与晚清词史意识

"词史"意识的形成源于风雅精神和诗敎传统,它倡导词脱离传统的"情爱"题材,用词体特有的格调意趣、抒情方式、语言风格反映社会现实、历史事件,表现士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担当精神,从而使词这种文学体裁与诗歌合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尤其在晚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词史"创作潮流,其中郑文焯作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他在"词史"意识指导下创作的"史词"意深旨远,深得风人之致,体现了晚清"史词"的较高成就。     

鲁迅与南社

鲁迅一生中曾参加和关注许多革命组织与文学团体,南社即其一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南社成员与鲁迅曾有相同或相似的追求或经历,他们的文学创作亦异同互现。南社社员在辛亥革命时用血与笔对满清与军阀作了不懈的斗争,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五四"后,一部分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抱残守缺,未能突破自身局限而被历史所淘汰。鲁迅亦来自旧营垒,且与众多南社社员交往密切,却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勇于解剖自己,善于总结经验,超越旧我,与时俱进。同时,他对南社的评价也颇恰当,一语中的。     

南社分裂考述

南社是清末民初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团体,成员众多,诗学观也很复杂,以柳亚子为代表的一派严厉批判以陈三立和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派,引起了高旭、姚锡钧等人的强烈不满,进而导致了南社的分裂。本文首先从史的角度勾勒了南社内部由于对同光派的不同态度而导致矛盾的积累与爆发的全过程,进而探讨政治正确与文学成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政治保守而否认他的文学成就。     

再论南社

学术界一般惯称南社为"革命的文学团体",这不仅未能揭示南社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特征,也未反映出南社的近代性及其复杂性.本文在对南社思想政治基础、文化倾向和组织形态全方位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表述:"南社,是20世纪初以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宣传家、文学家为中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共同政治基础,以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导文化思想的,全国性、近代性文学和文化社团."南社是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两方面作用的产物,其创始人和中坚都是较早接受近代思想的先觉者,进而成为以传播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为己任的觉民者、宣传家;但众多成员觉悟程度不一,在反清目标上一致,而对建立民国后的政治取向和文化期待不尽相同,伏下了分化的根源.南社主张振起国魂,即唤起国民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改造国民品质;同时主张存国学以寄国魂,吸收外来学说而不"醉心"依从,以光大复兴中国文化.肯定"国粹"即优秀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世界地位,包含提高民族自信心与爱国热情,而在传统影响仍很牢固的情况下强调"保存",又掺入妨碍革新的保守性,代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南社集中了当时全国各界一代文化精英,组织运作已初具近代特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近代性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化人社团.     

南社诸子文章学著作考论——南社文章学研究之一

南社学术向称杰出，然对此进行研究者甚少，至于对南社文章学进行研究者就更少。本文先考述其文章学论著及其文章写作之新变，以彰显南社在现代文章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进而揭示南社诸子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贡献。     

南社社员孔昭绶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

近代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社员孔昭绶曾两度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他的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     

论南社诸子对词境的开拓

南社词在中国词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南社处于新旧文学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其词学创作不仅有重传统的一面,也有革新一面。对词境的开拓即为其“新变”之一。南社诸子承担起了“词界革命”的重任,他们对词境的拓展主要表现在新思想的抒写与新题材的表达两个方面。这是最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者。     

柳亚子:南社文献有赖以存

柳亚子将南社活动的史料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他犹如南社的太史一样,尽可能地将南社的片纸只字搜集保存起来。辛亥革命后,他又收拾烈士遗文,提玄钩隐,评价南社社员的文字成就。南社解体后,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品评、题叙南社诗文集,特别是对最能代表南社文学成就的苏曼殊和林庚白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     

浅论南社文人庞树柏词作的艺术特征

庞树柏是清末民初一名具有反清思想的革命青年,又是南社文人团体中颇负盛名的填词高手,其词作绝大部分见于《南社丛刻》。庞树柏的词作真挚动人,与晚清近代时期崇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趋向一致,同时带有较为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形象塑造及情感抒写、“造境”手法、语言特色等三方面共同表现出清婉凄楚、寒秀幽妍的艺术特色。庞树柏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钱仲联的《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将他置于“地暗星锦豹子杨林”的地位,且称许他为“南社词流眉目”。     

阳羡派词论及其影响

阳羡词派是清初与浙西词派齐名的重要词学流派，其领袖陈维崧以独特的词风和词学理论称于词坛并影响于后世。阳羡词派的词学主张主要包括：倡豪放词风，反对颓糜孱弱；推尊词体，存经存史；感物起兴，穷而后发。     

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王鹏运与晚清词派

王鹏运是清末四大家的领袖，他的词论和创作都深刻影响了况周颐、朱孝臧和郑焯等人；以他为领袖的清末四大家对常州词派既有继承，也有开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常州词派的藩篱；临桂词派更是在王鹏运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之下形成的。由王鹏运与清末三大词派的关系即已显示出王鹏运在晚清词坛无可争辩的影响、作用与地位。     

南社作家陈匪石的词与词学理论

陈匪石是为数不多的南京籍南社作家。他不仅在词的创作上极负盛名，而且精于词学理论。他所撰的《宋词举》，奠定了他在近代古典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地位。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

厉鹗是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词学理论家。在他手中，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体系更趋严密，词派建设意识更为自觉，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词艺也更为精湛。他论词既推尊词体，宗法周邦彦、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词风，又强调寄托，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厉鹗的词学理论既是浙西词派前期代表朱彝尊、汪森等人词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又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南北宋之间几位词论家的词学观

南北宋之间,由于时代的原因,词论家都主张复雅,但是,古人所说的雅正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指风雅的反映现实的精神,这是雅正的合理内核,一指文艺为政治服务,往往造成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预.北宋后期李清照的《词论》继承苏轼门下晁补之《评本朝乐章》的韵味观,对词提出了情致加典重的要求,代表了雅正的正确方向;南宋初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则把文艺的政治作用强调过头了,对中唐至北宋的词作基本取否定态度;同时的王灼、胡仔等人转而继承晁补之、李清照的词学观,一方面强调雅正,另一方面坚持词的韵味,促进了词的发展.正由于有了李清照、王灼等人对苏轼、晁补之词学观的继承与发展,才有了南宋词的繁荣.     

明末词学雅化的苗裔——陈子龙词学理论及其在词学史中的地位

云间词派以突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表现振兴明词之衰,并开启了清词中兴之格局。该派的主将陈子龙被誉为＂明词第一＂,且其词学理论在明清之交的词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历来针对陈子龙词学理论的探讨却非常有限,论文从承传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陈子龙的词学理论,以见其在词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确立其对于明代与清代词学之承传、融通、影响的词史地位。全文先从其重要的词学观点入手,探讨其复古源流观、辨体论、词境说、风骚寄托说、体性观、审美技巧论,透过这些观点的阐述以见陈子龙的词论在词史的重要位置,他在明词中衰的困境中接续了词统的最早努力,开启了清代词坛的盛衰之辨与南北宋之争,使词既能维护其本质特性,又可朝雅化尊体的路上前进,为清代词论写下了第一页。陈子龙代表明末词坛雅化的星星之火,即将在清代成为燎原之势。     

从歌妓词看宋代下层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

宋代女性词的创作非常繁荣,其中有不少是歌妓词。这些词作真实地表现了宋代下层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努力追求自由美好的生活。不论是官方所有的官妓,还是沦落在社会底层的市妓,或是生活较为安定的家妓,在词作中都表现了下层妇女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可贵的精神追求。     

叶梦得词新探

叶梦得受苏轼影响,南渡前就写有不少词风清旷的词作;南渡后,词风虽有变化,但仍然延续了此前已经形成的风格,清旷超逸是其主导词风。叶梦得是南渡之际连接苏、辛的名家词人,具有不可忽视的词史地位。     

宋季词史作品探讨

宋季词史作品数量虽远不如诗史,但也卓然可观,别具一格。主要词史作品有：文天祥后期词、汪元量北行词、刘辰翁入元词和《乐府补题》等。词史之作同诗史之作比较,差异在于：一是诗史完整,词史零散;二是诗史具体,词史概括;三是诗史侧重在史,词史侧重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