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中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

政策网络是教育政策工具选择的“核心环境”。在教育政策网络中,教育政策工具应根据不同的网络类型来选择。在操作层面,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要强调教育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以及教育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和评估,     

政策工具视角下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文本研究

以罗斯韦尔(Rothwell)和泽格威尔德(Zegveld)的政策工具作为分析框架,对1978年以来的59份具有代表性的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探索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工具运用与选择方面的特征、不足与基本规律.结果显示:相对弱势的供给型政策工具、优势明显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匮乏的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文本的表征.我国需要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优化各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并激发社会参与力度,促进各发展要素协调运作,发挥政策实施的独特价值,以实现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工具多样化、均衡化运用.     

新媒体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工具,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政治态度、政策分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新媒体这把双刃剑,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一要充分利用资源,合理选择方法,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吸引力;二要拓展教育空间,开展互助交流,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三要注重人文关怀,形成教育合力,发挥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渗透性.     

论政策工具研究的教育政策学意义

政策工具研究是教育政策学的一个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加强政策工具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蕴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政策工具在教育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政策工具研究是教育政策学的工具论基础及政策工具的能量等观点,并分析了政策工具研究与转变政府职能的关系及其对教育政策运行的影响,同时,本文指出应警惕"工具主义"所带来的危险.     

我国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工具组合特征及优化 ——基于贵州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治贫先治愚,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对西部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大意义.以贵州省为例,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的二维分析框架,对2013年至2020年贵州省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进行文本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环境型政策工具是贵州省教育扶贫政策的首要选择,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极度匮乏且手段单一;三大政策工具内部各种方式的选择并不均衡;政策工具在价值维度主要分布于社会进步层面,运用于个人能力发展层面的需求型政策工具最为稀缺.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优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比例、调适政策价值取向关注人力资本提升,可作为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优化的参考路径.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社区教育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在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教育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根据社区教育政策工具、社区教育政策发展要素及政策工具使用时间序列构建了社区教育政策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所选的社区教育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对目前我国社区教育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的分配存在差异性,能力建设工具占据主导地位;权威工具中法律支撑不足,激励工具内容单一;政策工具分布与教育发展要素配置的变化整体上符合社区教育政策发展趋势.为推动社区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政府未来应优化政策工具组织结构,提高政策工具与内容的适配性;完善权威工具法律支撑,补齐激励工具内容短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社区教育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工具组合特征及优化 ——基于贵州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治贫先治愚,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对西部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大意义.以贵州省为例,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的二维分析框架,对2013年至2020年贵州省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进行文本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环境型政策工具是贵州省教育扶贫政策的首要选择,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极度匮乏且手段单一;三大政策工具内部各种方式的选择并不均衡;政策工具在价值维度主要分布于社会进步层面,运用于个人能力发展层面的需求型政策工具最为稀缺.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优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比例、调适政策价值取向关注人力资本提升,可作为西部地区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优化的参考路径.     

政策工具视角下T市中小学教师交流政策反思

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手段与途径。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政策执行就是政策工具选择的管理过程。从政策工具分类的角度审视T市刚性中小学教师交流,对于作为政策施为对象的教师来说,强制性和诱导性教育行政指令是开展教师交流的常态政策工具。这使得T市教师交流政策颇具有激进和功利色彩。教师作为政策工具施为对象,具有区别于其他教育资源的特殊性。教师不仅仅是教育政策被动的承受者和指令服从者,教师可以是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增进公共利益需要选择正确的政策工具,这不仅包括准确理解和定位政策工具。还需要明确政策工具作用对象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与改进策略

对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工具选择偏好进行分析有助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基于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49份中等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计量与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工具存在权威工具使用手段同质化、激励工具使用形式单一化、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程低效化、学习工具使用频次不足等问题。为此,应当通过以下途径不断完善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工具选择:优化权威工具组合形式,科学选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激励工具使用的多样化,增强政策执行效果;凸显能力建设工具的长期利好,深化政策持续影响力;发挥学习工具的核心优势,开放基层治理局面。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新时代教育评价政策研究——基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分析

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是推动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研究基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两个维度对我国新时代教育评价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新时代教育评价政策工具组合呈现结构失衡样态,政策内容分布突显决策偏好指标,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配置具有差异性.建议采取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优化政策工具组合,聚焦核心评价主体、加强政策工具供给等措施,优化教育评价政策的制定,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政策体系.     

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理性限度及超越——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的文本量化研究

民族职业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表达,也是政府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理性工具。但由于其是在现实条件基础上选择最优化的手段来实现目标,所以难以规避政策工具运用的“有限理性”。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的视角,对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收集、整理、编码和量化分析,采用教育政策工具和教育发展要素的框架对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在政策工具运用上存在能力限度、效率限度和可持续性限度。为了更好地超越其限度,未来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应至少实现政策工具使用从“过溢”向“均衡”转变、运用自愿性政策工具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和政策制定的“即时性”向“可持续性”转变。     

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研究

政策网络理论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应是由中央政府、地方县级政府、专家学者、大众媒体、学校利益相关者、学生及家长等多个行动主体基于教育资源而展开沟通合作的动态过程,且其活动过程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然而,在实际政策过程中,部分利益主体"不在场",主体间沟通合作机制缺乏,相应的监督评估不到位等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有限政府"主导下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确保各种政策执行资源的充分利用,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督激励机制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有效路径选择。     

日本教育反贫困的政策逻辑与实践路径

儿童贫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日本自2013年起先后制定了《儿童贫困对策推进法》与《儿童贫困对策大纲》,建立了以教育为先、四位一体的综合政策体系,旨在通过教育赋能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政策重点在于扩大学前教育及高中阶段教育机会,采用服务支持与现金支持结合的形式,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政策资源.纵向完善了贯穿学前教育...     

家长教育政策了解度与子女教育获得——基于课外补习的中介效应分析

家长教育政策了解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素养,对完善家庭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描述统计和结构方程的方法得出,目前家长教育政策了解度处在较低水平;家长教育政策了解度与子女教育获得呈显著正相关;课外补习在家长教育政策了解度与学生成绩间起中介作用;课外补习在中考政策了解度的中介效应高于高考政策和“双一流”政策。政府应从完善教育政策宣传路径,提升家长教育政策了解度;引导家长合理参与补习教育,制定低产阶层参与补习的帮扶机制;优化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加快推动考试改革等方面提升家长教育政策认知度及教育获得感。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日本教师研修政策分析

如何选择政策工具体现着政府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教师研修的走向和效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和教育问题持续引发研修政策更新,依据政策内容可划分为偏重资格、个性、开放和支持的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工具选择存在差异,而同一工具在不同时期又有所变化,且不同工具间的协作与融合渐趋紧密。由此,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不断扩展与兼容,工具应用的针对性和整合性大大加强。     

我国幼小衔接教育政策的演变与反思——基于对1949~2019年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就幼小衔接教育工作相继出台过一系列教育政策,经历了从幼儿园单向执行主体时期(1949~1988年)到幼儿园和小学双向执行主体时期(1989~2009年)再到多元利益相关者执行主体时期(2010年至今)的演变过程。本研究采用由政策工具和幼小衔接生态系统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对这些教育政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其使用的政策工具趋于多元化,但各类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仍缺乏系统性;幼小衔接生态系统趋于综合化,但各子系统的具体内容仍不够全面;政策总体趋于科学化,但在幼小衔接关键问题上仍不够科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一致性较高,但在互补性上仍有待提高。政策工具的特性、政府的偏好、幼小衔接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相关研究的滞后是影响我国幼小衔接教育政策的主要因素。未来在完善幼小衔接教育政策时,应注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衔接和互补;根据政策问题的性质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工具之间的组合配置;合理利用激励性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提升幼小衔接教育政策的可行性;全面剖析幼小衔接生态系统中的各方利益诉求,统筹配置相关政策工具;加强幼小衔接关键问题研究和政策转化,促进幼小衔接教育政策科学发展。     

教育政策工具类型与政府的选择

政府在推行政策时需要有意识地选择政策工具来达到政策目标。这既是政策实践的反映,也是政策理论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文章以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系列政策为例．来分析政府常用的教育政策工具类型,进而从理论逻辑上的“理想类型”来探讨其可替代性的选择。     

Education,education and indoctrination! Packaging politics and the three ‘R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recent Labour governments have tried systematically to package educational and other social policies for media presentation and public consumption. This concern has resulted in the criticism that Labour is concerned with policy presentation above content: strong on policy spin but weak on policy delivery. The first section explores Labour’s attempts to set a favourable agenda in news media for its educational policies by implementing a rigorous news management strategy: the subsequent section analyses Labour’s unprecedented use of advertising to promote key areas of government policy. There is a particular focus on government advertising in the run up to the 2001 general elec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governments’ increasing reliance on advertising may cross the line which should separate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from any attempt to persuade the public to support particular policy choices.     

全球教育政策转移的动力模式

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不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将会发生时空等政策环境的变化,从而推进全球教育政策形成过程的变化。分析影响全球教育政策时空转移的一般动力,是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视角,对于提升政府教育政策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全球教育政策转移的历史与现实进程来看,主要有"学习-问题解决"、"竞争-创新"与"强制-规范"等几种可能的动力模式。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A study of th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and unplanned outcomes in England

One key aspect of the growing policy emphasis on educational inclusion in England has been the tendency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E) to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of social policy targeted at promoting the inclusion of young disabled people and those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in mainstream schools. Drawing on aspects of figurational sociology, the central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PE teachers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the government’s inclusion policy goals articulated in the 2000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NCPE) for Englan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sing the NCPE as a means to pursue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inclusion policy goals has had unplanned outcomes that have the effect of undermin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able to use inclusion to mak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s of PE. It is also argued that these outcomes that no‐one had planned or intended may, for some of the groups involved, be seen as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that emanate from teachers’ attempts to manage the contradictory pressures brought about by pursuing the priorities of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