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祖灵筒与祖灵信仰探析——以贵州盘县坪地乡彝族乡为例

祖灵筒是彝族祖灵信仰的物质载体.从形制、制作、神性取得及祭祀等方面来看,祖灵筒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的产物,反映了人们最为原始的对于生殖的崇拜和对种族繁衍兴旺的渴望,通过祭祀、换筒等仪式,可以维系内部沟通,加强家族凝聚力.     

武陵地区土家族神龛文化初探——以秀山自治县为例

居位在武陵山区的土家人,其居室堂屋正中普遍设置有神龛。至于神龛的起源、内容看似司空见惯,却很少有人留意和研究它,这里以秀山为例对土家神龛文化作初略探索,以求抛砖引玉。     

守住心中的“神龛”——案例在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课间．我的一位学生递给我一张纸条：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滋润了,但长出的是荆棘。）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     

信仰与文学——以敦煌斋愿文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写卷中保存有大量的斋愿文类作品,这批作品多是当时佛教文化活动的产物。敦煌愿文类作品体式多样,情感笃实,体现出隋唐五代时期敦煌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深厚文化积淀,也反映出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习俗风尚。敦煌斋愿文不仅佛教特征突出,文学色彩也很鲜明。笔者通过对敦煌写卷中斋愿文类作品的考察分析,对信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佛教已经深入到当时敦煌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民俗娱乐之中,文学赋予信仰以“有意味的形式”,充实的力量和美的色彩,信仰由此得到更为确切的表达,其精神内核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古埃及妇女的婚姻和经济状况——以婚约为考察中心

古埃及人的婚约作为男女双方鉴于婚姻关系而缔结的财产协议,与当时妇女的婚姻和经济地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婚约中的嫁妆条款详细记录了妻子带入夫家的各类财物及其价值;赡养条款直接体现了妻子在婚姻期间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婚条款保障了妻子对自身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条款也间接反映了妻子作为母亲的相关经济权利。这些都为我们探究古埃及妇女的家庭地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延续与变迁：太原“过唱”习俗小考——以赛庄村祭祀圈为中心的考察

太原地区的“过唱”习俗源远流长,其文化生态保存也相对较为完整,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这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习俗与信仰祭祀活动相伴而生。从太原市万柏林区赛庄村五龙庙为中心的案例来看,以龙王信仰为中心构成的祭祀圈活动与“过唱”习俗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最初由庙会信仰祭祀活动衍生而来的“过唱”习俗,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祭祀圈有关活动虽早已戛然而止,但“过唱”习俗却焕发出新的时代特色。赛庄村的龙王信仰在大山深处顽强地存在着,并且逐渐演变为民众对于乡村记忆的象征符号。     

近代职业教育先驱对家事教育的探索与贡献——以家庭日新会为考察中心

家庭日新会是近代职业教育先驱创办的研究家庭改良问题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家事教育是该会改良家庭的主要手段。以家庭日新会为阵地,黄炎培、沈恩孚、顾树森等职业教育先驱及其邀请的业界精英,阐述了家事教育先进理念,开展了系列家事教育活动。近代职业教育先驱的思想与实践,不仅促进了1922年壬戌学制中家事科的建制与发展,而且推动了家事教育走向社会化,对当今家政教育亦有启发意义。     

灾荒与社会——以唐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础,唐代前期江南地区虽有灾害,但多是"灾而少荒"。中晚唐时期,江南地区多受战乱之苦,加之唐王朝对江南地区赋税的盘剥日益严重,这一时期江南社会灾荒频仍,疫病多发,民生艰难。灾荒袭来,唐政府有所因应,然受时局所限,其实效性并不明显。     

唐代士族家庭的亲子关系探析——以郑氏为中心

唐代士族的亲子关系基本遵循了慈与孝的传统伦理道德.母亲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职责,父亲则对儿子的仕途起着重要影响.继母与别子女之间也以慈孝为准则.子女的孝亲之道主要表现在事生、送死以礼,但也存在愚孝、不孝等特殊现象.女儿出嫁后一般都和娘家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对士族家庭亲子关系的探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透析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     

康有为的宗教观——以神道为中心的考察

明治维新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研究。他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的。康有为关于日本经验介绍的著作或文本,很少着笔介绍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乃“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为何康有为会对日本神道做出如此评价,其背后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梳理和分析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等相关论著中关于日本神道的言论,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既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时代关心。     

吴起杀妻考——以性别角色为中心的考察

吴起杀妻的做法向来为人所诟病。人们多指责其“贪名”,而少有人以男女性别角色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的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在先秦时期便已形成。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列国,性别角色的分布又不尽相同。然而吴起杀妻在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的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和政治利益的双重作用下却得以无罪。经考证,吴起杀妻的确切年代应为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元前412年）。     

公民道德与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大连市为中心的考察

大连是国家首批文明城市之一,文明城市的核心就是要注重公民道德素养的不断提升,在全社会形成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包容创新、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在继承中国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成为新时期公民道德行为的规范来源,文明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上对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检验。     

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创作过大量的庭园诗歌,并在其中寄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杨万里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庭园诗人,他一生酷爱园林,在游园、造园和写园中,通过想象、建筑和书写,建构起了"图景式庭园"、"实体庭园"和"书写中的庭园"三重与自己知音相契的文人庭园,在庭园中数次拒仕不出,"笔落而逝",殉于精神的清野。而庭园作为文人士大夫与政治的触媒,不仅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的知音场域,保全其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坚守,而且通过文人士大夫的书写得以留存,记录并延续了千古文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执着的姿态。     

家庭资本、代际传承与教育选择——以一个乡村教师世家“考中师”为考察中心

本研究以H省一个乡村教师世家为考察中心,以1962-1997年为时限,考察家庭资本、代际传承对其子弟考中师教育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职业身份得到制度保障背景下,乡村教师家庭对子代教育选择有明显偏好;父辈或家庭决策者对学子教育选择的职业后果是清晰、理性的;学子大多清楚教育选择后果,往往通过所处社会场域确定自身位置;乡村教师家庭资本很大程度上会转换为下一代的教育机会,代际传承较为明显。本研究的个案表明,个体的理想、自我实现与其原生态家庭资本所提供的选择空间、社会位置显著相关,不仅受到国家制度的约束,而且还受到家族文化、习俗的指引,代际流动表现出更强的传承性。     

韩国社会重视祭祀文化的原因考察

韩国人重视祭祀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古代韩国祭祀的原因是预防天灾疾病的发生及向祖上表达自己的孝心。现代韩国人进行祭祀,除了追忆古人和尽孝之外,还从祭祀中寻求心理上的安定。另外,祭祀也有强化家族关系的作用。     

民国时期的乡村师范教育——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运动之后,乡村教育思想兴起,乡村师范教育作为乡村教育的＂母机＂发展起来。江苏省作为教育大省,积极发展乡村师范教育,经历了初创探索、改革发展和衰落三个时期。对江苏省的乡村师范教育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既要看到其取得成效的一面,也应看到这种成效是小范围和局部的,其社会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并没有达到改造整个乡村社会的目的。     

近代中国农村集团结婚考察——以江西为中心

近代农民极端贫困,巨额婚嫁费成为沉重的负担,在"新生活运动"倡导下,农村集团结婚在中国曾一时兴起。1935年城市集团结婚在杭州率先举办后,同年第一场农村集团婚礼在江西丰城出现。集团结婚这一新形式有简单、经济、热闹的优点。其证婚、颁发结婚证的过程又能保障男女双方的婚姻的合法性。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集团婚礼得到推广。相较而言,江西农村服务区比其他省市农村推行更早,规模更大。然而,在传统婚俗观念、妇女经济地位低下等因素制约下,农村集团婚礼还是得不到普遍的支持。时至今日,集团婚礼仍只是农村婚姻的辅助形式。     

地方官与农业科技交流推广——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是促进区域社会农业科技交流推广的必要中介。清代四川相当一部分外省籍地方官对辖区农业着力经营,不失时机地引进、推广新的作物品种,使农业技术更趋精细化,并推动农业科技改良组织的建立与农业科技著作的编撰、刊印和流布。四川一些农业科技也藉地方官之力传播到省外。地方官通过科技交流推广以发展农业文明的历史传统,当进一步总结发扬。     

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礼与法——以儒家为考察中心

儒家所说的"礼",一般指的是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所体现的精神主旨是"德";"法"主要指的是律令或刑法,与"刑"意义相近.儒家坚信,社会的和谐离不开"礼"与"法",二者共同对社会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儒家所坚持的原则是:(1)礼法并施,德刑兼顾;(2)礼先法后,德主刑辅;(3)以礼入法.德刑统一.     

抚育实践：教育获得悖论形成的家庭根源——以四个家庭为中心的田野考察

对教育获得悖论形成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促进社会有序有效流动的前提工作。已有研究认为“寒门”不可避免地因社会资本缺乏或抚育方式的惯习差异而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此类视角有其合理性,但难以解释“精致抚育”下乡村学生教育获得悖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家庭结构变迁和新型代际关系的忽视。通过对四个家庭的田野考察发现,社会转型导致了乡村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形成了新的“关系化”代际关系。在新型家庭代际关系中,家庭力量是教育获得悖论产生的根源,其抚育实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秉持“生存取向”的祖辈和秉持“发展取向”的父辈之间;二是表现在子代对抚育实践的洞察和利用。可以看出,新型代际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抚育实践是影响学生教育获得悖论形成的家庭根源,也是社会转型背景下考察学生教育获得不可忽视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