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学东渐与晚清上海工商界

鸦片战争以后的上海逐渐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工商界在此西学输入的过程中积极成长并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他们主张学习西学、取法西人,建立自己的商人商会,瑕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以图自强、护我主权,以救“吾商”,以商立国。     

试论洋务学堂教育与“中体西用”模式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派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以“西文”、“西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教育也相继问世。由于洋务教育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所以其问世伊始便伴随着“中体”与“西学”之间的矛盾和“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两难选择。“中体西用”的教育模式是以引入“西学”保存“中体”而展开,却以打破“中体”而告终。     

中国百年教育家

严复(1854～1921) 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等职。他强调“教育救国”,主张多办学校、办新学。他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学”的     

从“西学”论争看慈禧的洋务派属性

清代晚期洋务运动的“西学”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洋务派从“西学为用”出发,引进西方技术,举办洋务活动。顽固派则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出发,反对“西学为用”,严防“以夷变夏”。因此,如何对待“西学”,是否坚持“西学为用”就成为我们划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重要标准。那么,在这两派的对峙中,慈禧太后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这个问题尚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人试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在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举办的每一项活动几乎都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而慈禧太后却一贯站在洋务派一边,     

晚清“西学中源说”论纲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在晚清中西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奇妙景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从“西学中源说”的历史由来、晚清的文化氛围与“西学中源说”、晚清知识分子与“西学中源说”的阐发、“西学中源说”的理性思考四个方面略陈管见,就教于各位读者。     

试论冯桂芬的“采西学”思想

冯桂芬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采西学”思想是他成就较大的部分。他对西学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的“技”、“器”观念,上升到了学理阶段。他认沩西学是“富强之术”,因此积极倡导学习西学。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新的文化价值判定标准“善”,值得后人借鉴。     

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出版界

戊戌变法运动是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救亡图存”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动荡的时代,报刊盛行,书肆林立,出版物如雨后春笋,“顿呈活跃之观”。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旧中国的主要文化地区,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中,每每从上海购取新书,作为“讲西学之基”。如康有为,就在一八八二年,“道经上海之繁盛,……大购西书以归讲求”。到了维新运动展开,上海不但涌现了各种报刊,即传播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也大量出版,对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促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为什么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近年来一直是高考命题重点考查的内容。以2006年高考为例,广东省历史卷第8题、北京市文科综合卷第37题、上海市历史卷第38题等都从正面或侧面考查了这一知识点。那么,怎样理解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呢?第一,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思想。洋务派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企图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落后的生产关系,但毕竟也承认了“中学”还有不足,还有待于“西学”来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中学”的地方。这就动摇了“礼义至…     

康熙的西学观探析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批判吸收,学以致用,凡不利于巩固统治及不适合中国国情者坚决取缔;其西学观的实质是“节取技能,禁传学术”,并大力倡导“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王韬西学观形成的环境及标志

远离科举之道和谋生所迫 ,王韬来到“西化”的上海 ,加上当时中国对西方科技的需求 ,为王韬接受西方科技提供了特定的环境。王韬醉心学习西方科技标志着王韬西学观开始形成。王韬南遁香港后 ,香港神奇的变化和发展 ,使王韬观其地之兴 ,知其政之善 ,西学观有了发展。王韬西极欧域亲历资本主义社会 ,考察英国议院法国政治 ,重返香港宣传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标志着王韬西学观的成熟。     

癸卯学制中的“中体西用”观与儒家教化的近代危机

“中体西用”是近代以来一种“融通中西”的思想观念.以“中学”为体,强调儒学在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巩固传统的纲常思想;以“西学”为用,重视西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实用价值,以达到“自强”和“保国”的目的,二者间的关系与张力构成了“癸卯学制”的核心原则.“中体西用”观一方面对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近代危机.     

晚清同文三馆对人材的培养

同文三馆系指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又称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政府设立的三所以学习西方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兼习其他西学的学堂,直至二十世纪初与教育制度改革合流,经历了四十多年历史。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式西学学堂,也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主持的一项著名的“洋务”新政,后人多举其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嚆矢。但国内史学界对其本身的研究却很缺乏,尤其是解放后,专论文章寥寥无几,且又较概括,或评价其浓重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或强调其新式     

华化西学与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贺麟的文化翻译观

1940年,贺麟在《论翻译》中提出了“华化西学”的观点。所谓“华化西学”,在当时的语境下,指的就是中国化西洋学问。“华化西学”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从文化层面道出了翻译的意义与价值,还从翻译策略的角度确立了翻译西学的归化取向。贺麟归化翻译思想一方面是源于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他的英诗汉译中的归化翻译策略,采用通顺、流畅和地道的译文来代替原文,符合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习惯,用吴宓的话说,即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论晚清西体中用观

“西体中用”是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个命题。它的基本内涵是,西学自有本末,即政治上的议院为本,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文化上的以学为本。中国必须引效其体而行之为用。早期维新派以此与洋务派分离。这又是他们与维新派的一个分水岭。“西体中用”是对“西学中源”的扬弃,扬弃中有继承,继承中有矛盾;它也是对“中体西用”的发展,发展中有突破,突破中有保留。三者都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立论,西学中源侧重于学不学,中体西用侧重于怎样学,西体中用侧重于深入学等不同层次的西学东渐问题。它们互相联系,各有重点。     

国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家园

“国学”这一名称本指国家的一种高级教育机构．今人所用之“国学”概念,起于清末民初,乃对西学而言,其所指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统称。民初学者提出“国学”和“国故学”,虽包含抗衡西学之意,但其所采之研究模式和方法,却反倒是奉西学为圭臬。当时学者对“国学”和“国故学”这一概念的含混和模糊性颇感不满。     

市民社会与上海近代"海派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发展教育，佼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似乎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上海近代的“海派教育”已为之作了有益的探索。西学传播、教会学校和洋务教育分别从外部与内部提供了“海派教育”的“气候”，而“华洋杂居”的市民社会“模本”及其需求则构成了新式教育的动力。     

“西学”对中国控社会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两次雅片战争后，“西学”传入中国原因的探讨，从而详细论述了“西学”对中国控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对清末同文馆之争的反思

围绕外语教育和西学,清末中国各界在坚守汉语、中学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论战。保守派以谨防西人宗教渗透、警惕西学冲击中学为由,对外语、西学采取蔑视、拒斥的态度;洋务派主张打破语言“夷夏观”束缚、营造中外语言平等氛围,强调外语之简易、外语教育之必要和外语在西学（尤其是“艺学”）东渐路上的媒介功能;维新派呼吁中外文兼修,反对洋务派“艺学为本,语言为末”的倾向,在外籍汉译中贯彻“政本艺末”的主张。对于外语和西学译介,由蔑视、拒斥到被迫接受而至积极倡导,近代外语观的嬗变从侧面折射出国人由华夷之辨的蒙昧走向开放、试图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进取精神。其背后潜含着各派基于不同文化立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话语权的争夺。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语境的合理诉求

“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语境,必有其合理的诉求。首先,“中体西用”观念的提出,是当时先进士人为引进外来先进文化唯一能够选择的模式。其次,“中体西用”论的提出在洋务运动期间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表现在：它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实现了从“鄙夷”到“师夷”的转变;它突破了不识西学、轻视西学的观念,开始向引进西学、重视西学的观念转变;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为洋务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但“中体西用”的宗旨毕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体”,所以从其语境生成之始它就内含消极与落后的一面。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其合理诉求逐渐被消解,进步作用渐渐丧失,愈来愈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