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冲击下新诗的异化与新生——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媒介化传播研究

在新兴媒介冲击下,新世纪中国新诗面临着发展困境：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让新诗庸俗化,诗人追名逐利,诗歌伦理规则的无序和道德精神的荒芜,新诗异化与新生成为新世纪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中国社会＂官本位＂的环境,使新诗创作主体出现了权力化、明星化、官员化的变化;诗歌应有的自律意识也变得脆弱。新诗的新生方向必然是：拥抱现实,回归平民化立场;重建新诗伦理秩序和历史意识。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聚焦共和国媒介60年

2009年12月11-12日,以“1949-2009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为主题的第三届“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科创新基地、中国新闻史学会台办,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协办。     

媒介对音乐文化传播的作用

音乐传播是由音乐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产生使整个传播行为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更为有效的扩展了它的人文性,从而发挥音乐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滋生了它的商业性,从而助燃了娱乐经济,成就了音乐产业。与此同时文化工业的大批量复制也为音乐文化传播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 十年回顾与反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世杰应本刊之邀，撰写了此文。关世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跨国际传播。出版了《跨文化交流学》、《国际传播学》专著，主编了《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主译了《世界文化报告》（1998）、《在文化的波涛中冲浪》等8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本文通过阅读1995—2005年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跨文化传播的文章，概述了在定量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及不足。不足中，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作者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只有积累了众多微观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中外有别、外外有别才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直觉认识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了。要达到这一步，需要决策者的育力措施，加强支持这个学科发展的力度，也需要中国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扎实的工作，特别是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要特别注意。本刊编者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值得从事传播工作的记者编辑，特别是处于传播领导岗位的决策者深思。[编者按]     

传播自觉·话语接轨·媒介创新——2010中国国际传播事件回眸

2010年是中国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家战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国主流媒体全面升级传播硬件,深度接轨国际活语,高度重视传播效果。因而,2010年的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就带有了浓重的国际传播自觉的色彩。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国有企业危机管理策略

近来,学者的研究和大量的报告数据表明,我国已进入媒介化社会。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危机事件的困扰,尤其是“大而不强”、倍受社会公众诟病的国企成为危机事件的高发区,而危机事件如果处理不善,将对企业造成极大的影响。本文认真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特点及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国有企业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媒介化社会的特点,结合危机演化的事前、事中及事后三个阶段的特性,全面系统性的提出了国有企业危机管理策略,以期国有企业能够藉此策略提前预防或有效解决企业危机,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媒介传播视角下裕固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裕固族服饰文化是裕固民族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的生动写照,反映了该民族的社会生活形态,在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裕固族服饰文化传播方式的变迁历经口传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3个时代,来到了媒介融合的新场域,迎来了媒介技术的新挑战。该文从“再媒介化”理论为切入点,梳理裕固族服饰文化在新旧媒介形式流变间的不同互动效果,探讨裕固族服饰文化的再媒介化途径,并为依赖单一媒介进行单元传播的民俗文化传播提供新的视角,实现活态的传承保护。     

从媒介到平台：中国国际传播的认识论转向

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跨国数字平台正在推动国际传播的平台化进程,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中国的国际传播认识论也需要随之进行转向,进而引导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助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何超越传统的媒介逻辑,重新思考曾经的媒体身份,进而主动融入一个以数据和算法为技术支撑、资本和市场为运行机制、地缘政治为重要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化新生态,成为这一认识论转向的核心问题。     

泛媒介传播的“蝴蝶效应”

在全天候被各种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围绕的当今,放眼四周随处可见的是各种被利用的媒体;在地铁里有地铁电视,大家都拿着手机;在公交车上,有车载电视,沿路还有各种户外广告大牌;甚至在厕所里,你都能看到各种信息。无处不在的媒体刊载各种信息,还有强大的互联网传播着海量的信息,很显然不仅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更是一个媒体泛滥的时代。     

全球治理的平台化转型与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

在跨国平台日益嵌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今天,平台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对我国的国际传播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在全球治理平台化转型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底层价值;建构各类传播资源充分涌流与平台潜在风险防范之间保持平衡的规制体系;通过培育源于中国的全球化平台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平衡。基于这一战略框架,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应当以“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手段为国际争端的讨论与解决提供公共空间;以贴近境外用户的话语,通过多频道网络（文中简称MCN）运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最终通过有效运用数据这一平台化的核心资源提升国际传媒的整体效能。     

日本受众媒介接触特征与中国对日传播策略

日本是一个媒介大国,其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都比较发达。随着网络的发展,其受众媒介接触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加之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及两国的紧张关系,日本民众对华心态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我们应在把握这些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对日传播。一、日本媒体概览日本是一个报业国家,报纸等传统媒体有着非常大     

2012年对外传播研究特征

2012年,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者对于这些深刻变化的高度关注和系统思考充分体现在对外传播研究成果之中。纵观2012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可以发现,在对外传播技术背景方面,从传播技术范式转移到微博外交兴起均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在对外传播的国家导向方面,国家重点在于统筹两个大局和创新传播机制;在对外传播的核心主题方面,主要侧重透视国家形象的他塑、自塑困境,以国家形象研究、外交传播研究、军事对外传播研究、边疆对外传播研究、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等为重点,确立立体的对外传播研究架构;在对外传播的媒介形态方面,注重建构多元传播主体,准确传递中国影像;在对外传播理论维度,则注重贯通历史现实,重视实践前沿的发展。未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者还将不断进行深入、系统的对外传播研究,以满足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科学、创新的对外传播理论的迫切需求,并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创新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支持。     

媒介生成性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

媒介生成性是媒介本体论的最本质属性。生成性力图反映媒介构建了人与人、人与技术、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层面揭示出媒介具有的强大行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是以媒介技术为基础设施的传播行为,其科学内涵、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囿于媒介生成的关系当中。随着个体媒介化,个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内容也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同时,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智能平台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平台。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路径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和革命道路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艰辛探索不仅改变了世人对中共自身的扭曲认知,更是通过多条路径将毛泽东思想传播出去,并为外国革命者所学习和接受,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     

聚焦新形态 探索新理论——2014年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研究综述

<正>2014年,中国经历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此背景之下对外传播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在我国对外传播阵营中,新媒体传播开始具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在对外传播研究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一、聚焦新形态:从顶层设计到微传播载体2014年,以4G为代表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将移动互联网推进到一个更为快速的时代。这些新的变化都为新媒体对外传播提供了更加优越的外部环境。     

中国媒体的全球传播之路——“走向全球传播的中国媒体”论坛综述

全球传播时代,中国面临怎样的媒体环境,媒体的发展趋势如何？全球传播对中国媒体提出的最新要求是什么？中国媒体如何在全新的媒介生态中调整发展战略？当下媒体的责任是什么？要向全球传播时代的媒体输送全能记者,新闻院校的变革出路何在？     

媒介环境学视阈下的语言研究

语言传播作为人类的一种传播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语言学还是传播学都把它作为自己的对象来研究。对于语言的认识有从实用角度出发的工具说,有从科学角度着眼的符号说。然而传统和主流的研究很少把语言在传播过程中自身对于传播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出发,语言作为语境的一个因素具有着主动施加影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非常有助于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     

对电视媒介娱乐化与庸俗化的分析与批判

近年来,中国的电视媒体进入了一个被娱乐主宰的时代,电视的娱乐功能渐渐被强化,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黄金时段的综艺节目越来越多,节目形式类似,内容大多围绕相亲、综艺、八卦等大众话题,在一派或热闹纷呈,或紧张刺激的炫目形式下,不仅仅是节目内容的日趋雷同化,更有“娱乐至死”的狂欢之态。许多人不禁要问,这是对精神崇高性的淡化吗？在新鲜刺激、消遣休闲式的感官满足之后,电视媒体到底还能给观众些什么？     

新兴媒介技术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应用策略探析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对构建中国特色传播体系和提升国际影响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数字媒体等技术的发展为展现传统文化魅力和感召力提供了技术基础。本文探讨新兴媒介技术对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三种潜在应用策略:利用生成式AI生产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传播素材,助力传统文化影视剧的海外传播;利用平台化媒介优势,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海外受众;通过游戏建构虚拟社区,在设计和叙事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视觉要素及文化价值观。同时,也应警惕技术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和话语霸权,避免过度追求技术创意导致内容猎奇、同质化,影响传统文化内涵传达。对此,应回归对受众的文化关怀,在利用技术丰富文化表现的同时,激发不同文化背景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情。     

基于5W大众传播模式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传播策略研究

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注重联通人体视听触摸等多种官能的数字信息化媒介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博物馆的功能随即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传播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沿线相关博物馆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运河类博物馆概况和其传播策略文献的梳理以及对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现场考察,发现博物馆传播模式与大众传播模式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可以互鉴互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第一,整合大运河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地域文化传播优势;第二,借力数字化传播媒介,给予观众独特互动体验;第三,以受众为中心进行多维定位,讲好大运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