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回”马来半岛与中国大陆——论杜运燮诗作之马来半岛空间书写与蕴涵

论文以杜运燮诗笔下的马来半岛(含新加坡)之“空间”书写与蕴涵作为论述核心,尝试借鉴社运燮从马来半岛到中国大陆“来回”繁复的迁徙经验,并融合了场所与文学的“空间诗学”理论,以期对杜运燮的诗作里有关马来半岛之空间书写与其两个深层意涵:政治性意涵和亲性意涵加以挖掘,企图推进杜运燮诗作书写之研究.     

世界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对于文字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历史遗迹和资料作为回答的依据。随着“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语标书写法”、“音节书写法”和“字母书写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一展现,文字经历了从“以形表物”、“以形表意”、“以形表词”到“以形表音”的过渡与转变。尽管这些书写形式在当今世界中处于并存使用状态,但总的看来,语言的书写方式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本文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史料为依据,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揭开文字的起源与发展这层神秘面纱。     

基于空间认知的师范生汉字书写教学探究

文章从书写者的空间认知角度出发,架构与书写相关的空间认知体系。通过实验证明了空间认知与汉字书写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关系,将空间认知元素融入师范生汉字书写教学课堂中,并针对考评机制不够丰富、学生积极性较低、书写教学较为枯燥、书写训练较为低效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不仅对师范生的认知情况予以重视,还为书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崭新的思路。     

“美杜莎”与阴性书写——论虹影小说《饥饿的女儿》

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大胆而真实地“复啄”生活的原生态，叙述女性寻找“我是谁”的身份认同，颠覆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涂抹和变形，进行阴性书写。《饥饿的女儿》拓展了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空间，丰富了阴性书写的文本。     

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上的“民间叙事”表达——以莫言、迟子建、林白、白先勇与苏童的小说为例

两性书写是当代小说的敏感领域,需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民间叙事”不失为合情亦合理的选择。“民间叙事”是指以民间生活为题材、以民间文化为纽带和以民间生态为本位的叙事追求,而两性书写是民间生活、民间文化与民间生态的重要领域,民间叙事则为当代小说的两性书写提供了参照。具体而言,这种叙事追求可从空间的移位、身份的再认知与跨界伦理的心理还原三个方面管窥：空间上,将发生场所由室内移位至室外的天地,得以在孕育生命的土地上透视灵魂;身份上,将欲望与身份认知建立联系,在两性体验中不断加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伦理上,重新审视跨界伦理的心理动因,尝试修复缺位或失位的伦理关系。民间叙事展现出对两性欲望的真实书写与包容呈现,尝试通过两性书写来透视生命本质,为当代小说在两性书写的表达上提供了路径。     

“乡愁”的美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

长期以来,对乡土书写的研究主要立足启蒙视野,彰显写实意图,将注意力集中于作为文学题材、思潮和流派的“乡土文学”,对乡土书写的源头——“故乡”以及对“故乡”的叙述——“乡愁”反而缺乏深入探究.“故乡”及其书写——“乡愁”既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性困境的表征.立足现代性的危机视野,“故乡书写”就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精神归宿问题关联起来,成为进入中国现代性问题情境的另一路径及现代中国主体最重要的建构渠道之一,并与启蒙和革命构成张力性的对话.经由回忆与想象、叙事与抒情、认同与归依,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愁”书写已经形成一套丰富和复杂的美学机制和传统.它将成为一直置身于现代性难题中的汉语写作的宝贵资源.     

"女书":女性自我书写的可能及难以可能

女书意味着女性由“沉默”走向了“独白”,这是它在中国女性史乃至世界女性史上的意义.在女书文化拥有的那个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里,男性的缺席和女性有限的控制权使女性自我的书写成为可能.但是,生活在男性话语中心的传统女性注定无处可逃;故而女书要成为女性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书写,又是终究难以可能的.     

跨越县界的景观：明清民国时期晋西南地区同名八景的时空错位

八景的书写是方志书写的一部分。晋西南地区明清民国时期方志中“五姓渔舟”“姑射晴岚”“玉璧秋风”“涑水横桥”4处八景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分别先后出现在不止一县之内,形成“同名八景”的现象。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变迁是出现时间错位的原因,自然环境的相似性与八景的命名结构是其空间错位的原因。这些层累而成的同名八景折射出这一时期方志编纂群体在八景书写中的取舍与地方认同。     

20世纪初岭东基督教本土化与性别书写研究——以冯铿、张资平作品为例

运用文学社会学研究法,对20世纪初岭东基督教本土化背景下的书写文本进行研究,以冯铿、张资平的作品为例分析西方现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乡村相遇的多重面影,揭示“原罪”“救赎”意识、“宽恕”“仁爱”教义、男女平等观等与岭东乡土官本位思想、自我中心意识以及封建社会“贞操观”“节烈观”之间产生的剧烈冲突。将性别书写置于女性主义理论视域中考察,剖析现代化转型的阵痛期里,新女性以积极“介入”的姿态不断进行探寻试错,拒绝成为被男作家物化的“客体”,勇敢反抗封建伦理和基督教道德规范的心路历程。     

论贾平凹商州系列长篇小说中的空间书写

贾平凹商州系列长篇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与他对故乡的空间记忆密切相关。在贾平凹的笔下,具有隐喻意义的自然“风景”、兼具地理性和精神性的人文“风水”,以及作为作家生命印记的方言土语,共同建构起商州这一充满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空间。对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日益式微的担忧,传达了作家对现代化负面性的反思及文化寻根之意。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商州”实际上是贾平凹在真实地理空间基础上用文字创造出来的文学空间,既是贾平凹“精神望乡”的产物,又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学空间。     

萧乾的北京书写：从危难都市到精神故乡

萧乾塑造的“老北京”形象：从危难深重的都市到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既折射了时代的变迁,也体现了萧乾独特的北京情怀。萧乾早期将北京视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难中国的缩影,后期则将北京视为家国情怀之“家”、民族文化之“根”。在时代和文化浪潮中,萧乾的北京书写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在危难多变、逝去不返的故都中重拾启蒙话语,寄予乡愁别绪;二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达成从“乡下人”到寻根者的身份转换。     

书法（一）

书法是以毛笔书写汉字来表达作者精神美的艺术。书法家可借助于精湛的技法、生动的文字造型来表达出其性格、趣味、学识、修养、气质等精神因素。我国的书法艺术有3000多年的历史，历代均有伟大的书法家出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书迹，成为艺术领域里丰富的宝藏。书法在唐朝时影响到日本，日本书法家把对书法的研究称为“书道”。     

丁玲延安书写的空间想象与话语重构

主体改造、精神转向是伴随丁玲创作始终的两个关键词,折射出她随地域空间的变化不断调整写作方式的倾向。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中,丁玲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以往的写作方式、审美习性和主体想象,她不断地调整视角,仍会受惯性书写经验支配想象乡村、构形延安,由此形成了一种混杂式的书写模式,“五四”国民性批判、浪漫理想化的革命想象不同程度地干预、掺杂进她的延安叙事,造成种种叙事困境和情感冲突。可以说,一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之前,丁玲都没能绕过“经验”的范式,直到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期,丁玲才找到书写延安的在场理想状态。从整体上追溯丁玲的延安书写,可以更加确切地理解丁玲在延安这一新的空间下精神转向和话语重构的复杂性。     

走进顽童的精神王国

顽童就是“顽皮的儿童”,而《现代汉语词典》把顽皮解释为“（儿童、少年）爱玩爱闹,不听劝导”，我们平时所说的“淘气鬼”、“调皮大王”、“顽皮”、“机灵鬼”大致都属于顽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告诫我们：“在你的嘲笑里有爱迪生,在你的责骂中有爱因斯坦,在你的教鞭下有牛顿。”表面上看来,顽童非常调皮,尤其是他们的恶作剧常常令中小学教师烦心,认为“朽木不可雕也”。然而,当我们走进顽童的精神世界,会惊人地发现,顽童和其他儿童相比,创造性更强,日后成为创造型人才的可能性更大。     

智慧课堂教学新形态：纸笔数字书写技术教学应用

纸笔数字书写是指对手持工具进行自然书写产生的轨迹或图形等视觉符号进行数字化处理的过程,具有保留传统纸笔书写行为、采集完整书写数据、实现远程共享书写空间等优势。纸笔数字书写技术是对传统纸笔书写的信息技术赋能,它与传统课堂教学的融合能为当前信息化教学“屏幕过度依赖”带来的健康和教学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因而也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智慧课堂教学形态。为了证实纸笔数字书写技术的教学应用潜力,以“腾讯企鹅智笔课堂”为例开展的实证调查表明:学生使用点阵笔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女生满意度水平普遍高于男生;技术自我效能感、互动学习活动、技术使用态度和感知有用性是影响学生使用点阵笔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其中技术自我效能感和互动学习活动的影响程度最大;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感知易用性对学生使用点阵笔的满意度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以纸笔数字书写技术为支持的最佳教学策略。     

田园幻象的解构：托马斯·哈代的乡村书写

托马斯·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是其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其中的乡村书写是该系列小说的重要特色,体现了哈代关于英国乡村问题的深刻反思;不仅生动再现了当时英国乡村的真实状况,而且注入了哈代本人关于英国田园文学的独特思考和复杂态度：在看似描写田园风光、承袭英国田园书写传统的同时,解构了长期以来由想象和书写建构而成的“田园幻象”。在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研究为主要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其他空间理论,探讨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的乡村书写对英国田园幻象的三重解构：乡村“天堂”的颠覆,“阿卡迪亚”的幻灭,理想乡村住宅的“坍塌”。     

"他塑"与"自塑"——论男女作家对乡村女性"日常生活"书写的差异

以男女作家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为切入点,探讨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书写——“他塑”的“疏离日常”与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书写——“自塑”的“亲近日常”这一明显的差异,并探究其中的原因和体现的性别文化内蕴。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走进顽童的精神王国

顽童就是“顽皮的儿童”,而《现代汉语词典》把顽皮解释为“(儿童、少年)爱玩爱闹,不听劝导”。我们平时所说的“淘气鬼”、“调皮大王”、“顽皮”、“机灵鬼”大致都属于顽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告诫我们:“在你的嘲笑里有爱迪生,在你的责骂中有爱因斯坦,在你的教鞭下有牛顿。”表面上看来,顽童非常调皮,尤其是他们的恶作剧常常令中小学教师烦心,认为“朽木不可雕也”。然而,当我们走进顽童的精神世界,会惊人地发现,顽童和其他儿童相比,创造性更强,日后成为创造型人才的可能性更大。     

书写技能：教师教育实践性课程实施之基础

当前教师教育实践性课程已得到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教育专业的普遍重视,但是师范生对教师教育实践性课程实施的基础——书写,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而倍受忽视。文章以哈尔滨学院“做精教师教育”为例,提出“教＋练＋用”三结合书写技能提高模式,即“教”——设立“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中心”促教学;“练”——以建档、帮学、展示、考核、大赛、示范促训练;“用”——以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促提升,全面提高师范生的书写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