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一个科学、完整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解决法制问题；治德治国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道德建设问题。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重要国策。     

“以德治国”方略意义重大

“以德治国”方略意义重大。坚持“以德治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加强道德教育；要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以德治国”，任重而道远。     

"以德治国":新时期治国方略的新发展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新的治国思想。这一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扬弃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总结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法治”历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并把它提到了同“依法治国”同样的高度，成为新时期我国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思想的提出，必将有利于加强和改善政党的建设，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有序地进行，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明的全面发展。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重大发展。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并始终贯穿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依法治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需要，是党和国家在治国方略上的英明抉择和历史必然。     

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的一个治国方略。我国古代虽有德治的思想传统，但真正的德治只有今天才可能实现。实现以德治国，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以德治国:创新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是新世纪的治国方略,是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治理国家."以德治国"与德治传统有所不同,与"依法治国"并行不悖,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论“以德治国”方略的依据

“以德治国”是我党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制定该方略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有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加快“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进程。     

试论“以德治国”的方略

江泽民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可见,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相辅相成,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或德治和法治,相比较而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相同共通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二者在目的的功能上来说,可谓异曲同     

论"以德治国"方略的依据

“以德治国”是我党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入研究制定该方略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有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 ,加快“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进程。     

“以德治国”与加强新时期党的道德建设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 ,关键是加强党的道德建设 ,尤其是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从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角度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指导 ,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从制度和监督的结合入手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加强个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实践锻炼 ,不断提高个人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水平 ;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确立社会主义的权力道德观 ,廉洁自律 ,做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     

从"以德治国"的高度审视德育的重要地位

新形势下在教育领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思想,首先应增强"以德治教"的意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应厘清关于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模糊认识,坚持价值导向的一元性,把高尚的思想道德传授给学生.     

论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是由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道德的独特作用方式和道德发展的源流关系所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新需求,是对人民群众新时期思想道德需求的满足,必须大力实施以德治国的战略。     

普京治国模式评析

普京加强国家权威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的必然选择。他通过理顺与国家杜马的关系,整合各派政治力量,削弱地方势力,打击寡头干政等,确立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这种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保持了政治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把国家命运系于某个权威人物和少数精英身上,也会对国家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治国方略的演进

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在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上，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难与不可阻挡，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人治与洁治的较量；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则既是一脉相承的延续，又有发展和完善，这一演进过程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治国的宝贵财富。     

论罗长裿的经世精神

罗长裿作为传统士子,走出书斋,书生典戎,建功边陲,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忧国忧民、不图安逸的经世精神.不事虚文、热衰西学,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关心民瘼、安民和众,整军经武、维护国权,构成了罗长裿经世精神的内在意蕴;时代变局的刺激,湖湘文化的陶铸,是这种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     

“以德治国”方略溯源

“以德治国”是继“依法治国”之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 的德治传统,并不断总结自改革开放以来治国经验而发展形成的新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应当采取何种治国方略来治理国家,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科学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法律”,到列宁、斯大林的“法律工具论”,从毛泽东的“人治加群治”,到邓小平的“靠制度治国”,再到江泽民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经历了一个折的演进过程,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1．领导人正确的法治观是实现法治的关键;2．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法治,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的具体形式;3．社会主义国家现法治是一个逐步而又艰的过程。     

"以德治国"方略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稳定的发展时期,物质文明建设逐渐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思想道德领域里,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受到了人们的审视。作者试图通过对思想道德领域的深入探讨,以求证建立一个新型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通过道德体系的建立,真正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     

左宗棠对陶澍经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陶澍和左宗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而且关系密切,由"总督布衣之交"结为儿女亲家.他们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经世致用、吏治行政、兴利除弊、用人育才、反对侵略等许多方面,有一致的思想与行动.陶澍非常器重左宗棠,并以后事相托;左宗棠对陶澍非常尊敬,并继承了陶澍的思想、发展了陶澍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