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介评

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和文化》(以下简称《正编》)是笔者最早研读的史学著作之一。笔者和同时代的许多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研究者从中受益匪浅。 二十五年之后,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的《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年12月,以下简称《续编》)问世。作为同仁,首先向他们表达敬意,同时对研究会研究成果出版表示祝贺。《续编》由爱宕元、气贺泽保规、东晋次等人共同执笔的“序言”,介绍了研究会的发展,研究会出版此书的目的和意义,此书所收录十七篇文章的作者各自的立场以及他们关于“中国中世”的观点。 《续编》各篇文章的内容和“中国中世”的论述应该更加清楚地阐明。因此,本文首先简单介绍各篇文章的具体内容,然后叙述笔者阅读之后的感想和思考。     

郭绍虞的六朝文论书写

整体统摄六朝文论史料,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践行以问题为纲的文论书写模式,全面体认六朝文论的重要地位,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六朝文论书写,不仅表明早期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实绩,亦绘制了民国学者系统整理旧学和积极吸纳新知的时代镜像。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郭著的经典地位,显示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     

国际史研究方法下的中国体育：评《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对徐国琦教授的《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以下简称《梦》)一书进行评论,以期为体育史理论的发展提供参考。研究认为：《梦》运用了国际史的研究方法,围绕“中国化”和“国际化”双重脉络,探讨了中国人利用体育来寻求民族认同,改善国家命运,提高国际地位,走向国际化等问题。《梦》的内容具有延续性、扩展性、故事性、视野下移等特点,《梦》一书也有忽视历史问题复杂性的局限。从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两个角度,对比了国际史与国别史在体育史研究中的区别,国际史的史学时间具有共时性和弹性的特点,史学空间也得到了相应拓展,未来体育史研究应融合国际史与国别史的研究视野,拓宽体育史的研究思路。     

丰润、辽阳孰是非——曹雪芹祖籍问题论争述要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问题论争,近年来成为“红学”之热点。从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对“丰润说”的异议不多。７０年代起,“辽阳说”崛起,至８０年代几成定论。到９０年代,两说论争激烈。本文概述论争原流,认为“辽阳说”难于成立,“丰润说”难于否定     

会心不觉拈花笑--读斯维至教授《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

中国先秦史号称难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斯维至教授自 2 0世纪 4 0年代至今 ,孜孜不倦 ,皓首穷经 ,献身于先秦史研究。年前 ,笔者率新招收的先秦史研究生前往拜望。斯先生回答了学生的问题之后 ,问到学生的年龄。问罢若有所思 ,叹道 :“为什么要研究先秦史呢 ?在西安 ,搞隋唐史不是满好吗……先秦史 ,我搞了一辈子 ,不能说没有什么成就 ,有一点点 ,算是开了个头。可如今 80多岁了 ,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精神也不行了……”随着一声长叹 ,我们都沉默了。我脑中浮现新近读过的斯维至先生著《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     

《长恨歌》是一曲明伤暗讽的千古绝唱

解放四十多年至今,关于《长恨歌》主题探讨的文章,见诸报刊、学报、专著、古典名篇赏析者,粗略统计已达百二十篇.从五十年代的论争,经八十年代的再探讨以至如今,从中国专家到日本学者,见解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篇“长恨”解人难,几乎成了斯芬克斯之谜.为什么难解?依我之见,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做到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没有对作品进行系统内在的分析.要说明这一点,需作简要的回顾.回顾《长恨歌》主题的论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起先,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人们摒     

六朝时期散乐发展管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演变进程中之“承”、“启”之时 ,“承”乃继于汉代音乐发展的累累硕果 ,而又有所完善与发展 ;“启”便是隋唐音乐之先声。从杂技、歌舞表演两个门类的叙述再现六朝时期散乐的发展状况     

隋唐长安佛教义林与义学风尚

隋唐长安翕然盛集高僧大德,释门义僧持诵讲习《涅》、“三论”、《摄论》、《地论》、《法华》、《华严》、《四分》等佛教经典,如火如荼,蔚然成风。隋唐长安佛学义门夥多,义林如市,义学风起云涌。高度繁荣的隋唐长安佛教义学为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佛教八大宗中六大宗形成于隋唐长安。     

展现“半边天”的风采——为《江城巾帼园》专栏开办而作

经过精心的酝酿与筹备,《江城巾帼园》专栏今天面世了,它标志着历经数年改革风雨洗礼而蓬勃兴起的我市城乡妇女“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宣传阵地,以便向社会展示我市广大城乡妇女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谋求自身发展,成才建功的业绩与风采。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在全国开展了“农村妇女”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活动和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揭开了妇运史的新篇章。这是时代的召唤,这是历史的选择。     

从"校园"到"学院"——对1980至1990年代中国诗歌的一种观察

以大学校园诗人创作为主的"第三代诗歌"为切入点,在辨析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不同学院环境的基础上,论述1980年代校园诗歌创作的特点,以及1990年代围绕"学院派诗歌"的命名所进行的相关论争,进而讨论"学院派诗歌"这一命名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对于当代诗歌实践的积极意义.     

“关中本位政策”的嬗变与山东问题

陈寅恪在40年代初提出“关中本位政策”,并明确认为这一政策在武则天之前仍保持并推行着。经过对《周书》和《隋书》等传主籍贯的分析,对陈氏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在隋朝炀帝时就开始发生变化,到初唐特别是唐太宗时已不复存在。其根本原因,与山东地区在隋唐之际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分成两半的子爵》中的植物想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争展开。在错综复杂的话语交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走向预定的和谐。在此情境下,卡尔维诺以《分成两半的子爵》给出自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物性和人性是相通的,二者相互塑造又相互转化。通过植物想象,卡尔维诺描述了薄荷、迷迭香是如何“驯化”人类的认知,并参与到麻风病人淫乱形象的塑造过程;葡萄、橄榄是如何被人类“培育”,进而成为西方传统中具有道德属性的植物。在上述4种植物与人类想象互动的过程中,卡尔维诺看到现代人只有通过想象突破对自然的固有观念,人类与自然才能连接成为崭新的共同体。     

试谈《汉将王陵变》的艺术特色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新兴文体。通过变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说唱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还可以回答文学史上曾长期不能解决的宋、元、明、清民间文学的渊源问题。１９２９年郑振振铎《敦煌俗文学》一文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说：“这种俗文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地名之曰‘变文”’后来郑振铎编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又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变文”加以…     

高擎现实主义这面旗

现实主义源远流长,成绩斐然,旗帜光彩。随着文学的发展,各种文学理论和流派杂色纷呈,互相撞击和兼容,“主义”之间的论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些“主义”的激烈论争中,应高擎起现实主义这面旗帜,这是时代的需要,读者的需要。     

一种题材 两朵奇葩——王安石、萨都刺词作比析

金陵怀古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传统题材之一,隋唐以降佳作极多,《桂枝香·登临送目》与《满江红·金陵怀古》便是其中的两朵奇葩。通过对王安石、萨都刺这两篇名作的对比赏析,探析了六朝怀古诗词创新的某些规律。     

一种题材两朵奇葩——王安石、萨都剌词作比析

金陵怀古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传统题材之一,隋唐以降佳作极多,《桂枝香·登临送目》与《满江红·金陵怀古》便是其中的两朵奇葩.通过对王安石、萨都剌这两篇名作的对比赏析,探析了六朝怀古诗词创新的某些规律.     

清洁发展机制与联合履约机制的减排效果之比较

清洁发展和联合履约都是《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其目的是为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帮助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义务,也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机会,目标是到2012年底使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5.2%。2012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多哈举行,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从2013年开始实施。现在,回顾第一承诺期的履约情况,通过两个机制实现的减排效果如何呢?本文将对两个履约机制的执行效果进行比较和分析,找出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后京都时代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观

“五四”前后发生的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是一场曾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刻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论争中,郭沫若先后写了《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太戈尔来华的我见》、《论诗》等多篇论文,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西方近代文化及新文化的建设等问题作了不少重要论述,见解独到,不同凡响,不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巨大反响,就是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对“五四”前后这场论战进行历史的反思,探讨郭沫若这一时期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建树,很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中国古代史新编》评介

赵文润教授主编,陕西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10位教授、副教授、讲师参加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新编》一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以前出版的几部中国古代史教材比较,该书具有以下特点。一、内容突出“新”字。《新编》在吸收已有几部中国古代史教材优点的基础上,采用了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考古新发现,以及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使读者耳目一新。如以前教材讲汉代造纸术,以“霸桥纸”为典型,而《新编》根据《光明日报》1987年9月12日第1版的报道,改正了“霸桥纸”植物纤维纸伪说,首次以教材形式将之公诸于世。唐高宗李治,历来认为其昏懦无能,而《新编》作者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肯定他勤于朝政,并不昏懦。在讲唐宪宗迎佛骨时,教材介绍了1987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清理法门寺唐代地宫时的重大发现。正因为《新编》增添了许多旧教材所没有的内容,所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浅谈中国近代体育史的分期问题

近代,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变化空前深刻,诸矛盾和斗争复杂激烈,因而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转折、变迁时期。目前我国体育史学界摆脱其它学科的传统习惯,把中国近代体育史的年代定为1840年至1949年。这不仅是为了遵循1957年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在制定编写《中国体育史》的工作计划时提出的“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近代史”这一正确主张,更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