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国语》《史记》中伍子胥形象的比较

伍子胥的故事在《左传》《国语》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展现了伍子胥有识有谋、赤胆忠心、结局悲惨的特点,不同的是,《左传》偏足智多谋的形象,《国语》偏忠贞刚烈、爱国为民的形象,《史记》偏忍辱发奋的复仇形象,这主要是因为先秦时期侧重表现伍子胥尽忠为臣的形象,而汉代以孝治天下,血亲复仇思想盛行,轻生重气、崇尚名节的侠义精神深入人心,加上司马迁受个人遭遇的影响,《史记》中的伍子胥从忠臣形象演变成了"复仇者"的代表。     

先秦子书与伍子胥故事

伍子胥作为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曾引起战国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广泛注意和深刻思考,其故事不仅见录于先秦史籍,而且也见载于诸子著作.与史家记载不同的是,<韩非子>、<吕氏春秋>给伍子胥故事增加了一些新的情节和人物,这不仅丰富了伍子胥故事,而且也使这一历史故事的小说意味愈加浓厚;<荀子>、<庄子>等对于伍子胥形象虽然大多只是简短的点评,并不讲述故事,但都对伍子胥的品格给予了道德评判,形成了伍子胥忠贤、强谏的人物形象.这些引迷和评价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在思想内容上促使伍子胥的忠臣形象成为后来故事发展的内在灵魂;在表现形式上,推动了伍子胥故事的小说化和文学传播,显示出子书向小说转变的趋向;在文体上,则体现了中国早期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如譬喻故事加议论的叙述模式.     

伍子胥的博弈启示

春秋时楚国杰出的军事家伍子胥,性格十分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都是楚国忠臣。周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怀疑     

年糕起源一说

春节前后,我国南北各地均有食用年糕的习俗,相传这一习俗的形成,最初出于对伍子胥的纪念。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受迫害而逃亡吴国,吴王阖闾和夫差在位时均曾被任用为相,为吴国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他在吴国大败越国之后,反对与越国讲和,也不赞成北上争霸,与吴王夫差意见不合,故渐被疏远。伍子胥见吴王不听劝谏,知国家衰败之势已无法挽回,曾悄悄地告诉吴王随从:“我死后,如国家遭难,民饥无食,可经城下相门,掘地三尺得食。”时隔不久,吴王听信谗言,赐剑命伍子胥自杀。忠臣人头落地,吴国很快被越国灭亡。战火不绝,民饥乏食。吴王随从忆起伍子胥生前的话,便带着民众去相门掘地,至三     

列回群英历史剧中的三类人物

中国古代列回群英历史剧中的人物塑造很有特色,但就其分类来看,又各不相同。一类是忠臣良将,以伍子胥为例;另一类是刚烈义士,以预让为例;再一类是社会下层人物,以浣纱女为例。这些人物被写得栩栩如生,为以后文学作品刻划人物提供了借鉴上的范例。     

“日暮途穷”

春秋时代,楚平王听信谗(chan)言,杀了伍子胥(xu)的父亲,伍子胥逃到吴国十多年后帮助吴王打到楚国的都城,报了仇。伍子胥虽然报了仇,但是受到国人的责备。伍子胥内心十分痛苦,说“:我就像一个行路的人,天已经晚了,而路途还十分遥远,不知该怎么办啊!”这个故事后来变成成语“日暮     

楚地“伍子胥庙”与吴地“申包胥庙”考辨

因伍子胥曾攻破楚都,鞭楚王尸,而申包胥有复楚之功,所以历代不少学者认为:楚地不应祭祀伍子胥,楚地伍子胥庙为申包胥庙所传讹。吴地也不应祭祀申包胥,杭州申将军庙所祀者申包胥为伍子胥所讹误。经过考证得出:楚地不仅立有伍子胥庙,而且年代已相当久远;杭州临平申将军庙所祭祀者为春秋时期楚国人申鸣,并非申包胥,更非伍子胥。     

小人物影响大历史

渔父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一个靠捕鱼为生的老头,也是伍子胥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渔父,伍子胥可能在到达吴网之前,就被楚国的军队追杀了,就不可能有“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的壮举了。     

事实与虚构之间：清华简《越公其事》的文献学意义

清华简《越公其事》作为吴越争霸故事流传过程中新发现的重要文本,与传世文献存在较明显的区别：吴王夫差主动接受越王勾践的议和请求;削弱伍子胥的忠臣形象;强化勾践积累实力隐忍复仇的准备过程等。这些情节修改前后关联紧密,能够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意义阐释体系。这一全新的叙事意义从属于明确的叙事目的：从越国的角度出发,在吴越争霸故事中塑造越国及勾践的正面形象。     

始建苏城的吴相伍子胥

伍子胥这个名字和苏州密不可分,他对春秋时期吴国的强盛、苏州的建城,立下了不朽功绩,他的事迹至今仍在苏州城乡广为传颂。 伍子胥(?—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楚国人。他出身在一个世代文臣武将的贵族家庭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史书称他“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国太子的师傅,受到奸臣的诬陷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的哥哥伍     

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小说家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伍子胥的形象定位经历了先秦著作的智谋忠直-<史记>的烈丈夫-<越绝书>的知恩图报-<吴越春秋>的神化英雄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如何由史传发展为小说的.     

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小说家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伍子胥的形象定位经历了先秦著作的智谋忠直—《史记》的烈丈夫—《越绝书》的知恩图报—《吴越春秋》的神化英雄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如何由史传发展为小说的。     

论《伍子胥列传》与《伍员吹箫》对伍子胥故事的不同演绎

伍子胥的故事是中国古代众多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者之一。记录描写此故事的作品很多,其中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和李寿卿的《伍员吹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演绎方式。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作品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以及忠言直谏的高尚品格。《伍员吹箫》以杂剧特有的舞台表演方式和戏曲语言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伍子胥复仇以及报恩的故事,突出伍子胥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两部作品在伍子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州胥门与伍子胥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建阖闾大城,由此揭开苏州古城的历史序幕。在伍子胥所筑的八大城门中,胥门更富有悲壮的传奇色彩。帮助吴国由弱变强的总设计师伍子胥最终谏死并将头颅悬挂胥门上,令人悲叹不已。     

端午节与吴楚文化

端午节源于纪念春秋时期昊国军事家伍子胥,和源于纪念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传说在吴楚地区流传了两千多年,而且两地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端午习俗。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楚地区会有如此相同的传说与习俗,而且能绵延不断的流传两千多年呢？这与吴楚地区的文化生态小生境和文化传统有关。     

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之文献考释

通过对《春秋经》《左传》记载中的越“入吴”,《国语》记载的“越王勾践”“袭吴”时“入其郛”,《史记》记载的吴国国都“城高以厚”及赵晔《吴越春秋》记载的“子胥…“造筑大城”,《越绝书》记载的“吴大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的“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等作文献考释,首先论述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接着,又从《越绝书》记载的战国时“春中君所造”之“楚门”,乃系苏州城门中的“破楚门”演变而来;另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提及黄歇治吴时的水利举措“又大内北渎,四从五横,至今犹存”,分析唐代时犹存的古城“四纵五横”河道体系,系战国黄歇治吴时的遗存。其后,从清代中叶苏州古城“三横四直”的河道体系为唐代演变而来,指出苏州古城在战国时代就已烙上且牵延至清代尚存的这一文化印记,从而印证黄歇治吴时重修苏州城墙的事买。上述文献记载,清晰地表明如下结论：苏州城墙春秋时建及战国时重修。     

从历代诗文看苏州古城墙的创建特色

历代吟咏描述苏州城墙的诗文甚多,从中可以领略到二千五百多年前苏州古城墙的创建特色,即阖闾大城的规划建设是为了实现吴王阖闾兴霸成王的政治意图;伍子胥＂象天法地＂开设水陆城门各八座,不仅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而且八大城门水陆并用特色鲜明,形成苏州水乡古城秀美景色。     

苏州阖闾大城的地位不可动摇

通过考察苏州阖闾大城筑城过程及其形制,从古代文献与考古材料论证苏州是伍子胥设计、阖闾所筑的阖闾大城,而锡常交界处闾江口的阖闾城是小城。     

体验与承担--冯至三部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由于冯至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三部重要文学作品:《十四行集》、《伍子胥》、《山水》也就具有浓厚的生命体验;所不同的是,冯至挣脱了存在主义非理性的孤独、绝望等现代“陷阱”,把对生命的感悟融入到对人生命运的勇敢承担之中,这就使他作品里的生命意识显得温情而又安详,在新文学发展时期关于“意义探询”的主题上独树一帜。     

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汲黯

生活在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的汲黯,鲜明反映出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变化。在治政之策上,他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且行之有效;在为臣之道上,他恪守儒家大义,忠君事主,其心可昭。面对这样的一位有异己思想的忠诚直臣,汉武帝表现出了既欣赏又疏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