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緣事以鑒情:南宋詞學批評形態與内涵隅論

南宋時期多數詞學批評仍受北宋詞話評點話語和模式的影響,但也體現出作者試圖梳理詞史、考據本事、還原詞境、理解詞人以及歸納詞派風格、探索創作心理的努力。南宋一些詞話頗具傳奇元素,緣於事而欲探究詞之“情”與“境”,不少詞學批評存見“詞史”意識與學問化傾向。簡略的批評話語的確難以盡顯和表明藴藏其後的觀念,有關思想内涵的研究需要多重形態文本的交互參證,南宋時期詞學批評不乏“近雅”者,而在此基礎上能得“加詳”,或許更有利於文體的突破和意識的超越。     

論《禹貢》地理與夷蠻戎狄分佈格局的形成

傳統的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四方相配的觀念,見於《禮記》.清代學者崔述始提出異議,近代以來的學者,基本上都認爲這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戰國以後的學者對於華夏周邊的族群人爲地整齊化的理想結果.但事實可能正相反,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可能反映了早期夷蠻戎狄的來源,而春秋以來華夏與夷蠻戎狄在東南西北各個地區交錯分佈的現象,反而是族群遷移...     

自是精誠照膽人 新舊之際的汪東與黄侃

在近代學術範式轉换過程中,文史學者從事學術的方式和生活方式均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而有一部分學者則依舊保持着傳統文人的詩晝人生,章太炎門下的黄侃等人,不容於胡適爲代表的新北大學風,與汪東等人匯聚南京,創辦學刊以質疑盲目從西和白話文,從他們的學術方式和生活樣態中,我們可以體察文化轉型的內在緊張。     

史家的權柄與道義之諍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

北平淪陷時期反而是輔仁大學文史兩系的興盛期,余遜、柴德赓、啓功、周祖謨等青年學者聚集在校長陳垣身邊,被稱爲"陳門四翰林".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考察抗戰時期輔仁大學文史之學的特殊樣貌,不只是鈞稽學術史的一個片段,而想呈現在淪陷的歷史語境下,業已專門化的文史之學與學者個人的生命踐履之間的内在張力.如陳垣指導柴德賡作《鮚...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抗戰時期,蔣介石在公開談話或與日方的秘密談判中,曾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作為條件或“抗戰到底”之“底”。部分學者對此的解讀 是,蔣準備放棄、出賣東三省,因此他們對蔣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持嚴厲批判態度。但是,批判者實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清代浙東史學的文獻特色與傳承意識

清代浙東史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發掘支撑其傳承發展的内在動力和精神理念,認爲深厚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是清代浙東史學得以賡續發展的極爲重要的因素。從清初開啓新局的黄宗羲,繼武其後的萬斯同,承上啓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時期發揚光大的邵晋涵和爲之總結揚厲的章學誠,都極爲重視讀書,重視文獻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鑒别,重視史事、人物、典制的記述,重視史學精神的堅守和史學要義的闡發。這種扎實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爲清代浙東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之形成一個傳承有自、特色鮮明的學派,并在清代學術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産生重要影響。     

早期教会大学的两种授课语言及其价值归宿

“教會大學曾經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驅”,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差會以教會大學“作爲傳教媒介”的初衷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於:基於對“本源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不同理解,以齊魯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和聖約翰大學爲代表的早期教會大學選擇了全然不同的教學模式。這兩種教學模式的區別,首先體現於作爲不同授課語言的漢語或者英語。齊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分别選擇的授課語言,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和傳教觀念,也引伸出一些悖論式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只能在語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語言”,那么追溯當年的歷史至今仍然是有意義的。     

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

佛教的“中国化”,不僅包括佛教教义理論發生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重大演變,而且在維護教團組織存在的戒规、禮儀方面也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如果說隋唐教教宗派的形成標誌着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那麼,其中由道宣創立的律宗和提出的以《四分律》為中心的會通大小乘戒律的律學理論,則標誌民族化佛教組織理論和戒规、禮儀的基本確立。本文在概要介绍了大小乘戒律的傳譯和基本内容之後,着重論述了道宣的律學體系,對其最具特色的以心識為戒體的戒體論作了较詳介紹,認為由此而建立了用大乘理論為基磺的律學體系。最後對唐代律宗的另兩支——法礪的相部宗、懷素的東塔宗也略作介紹。     

编后记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期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馬一浮易學管窺

一 究明經術 對馬一浮先生的研究,目前實仍處於泛說階段,論者大抵僅能就大方向論其學術匡廓與規模,說明其性質,對於內部問題還較少探究.最明顯的,是其經學. 大家都知道馬一浮學宗六藝、以六藝攝一切學術,可是說來說去不過介紹馬一浮先生此一態度而已,對於他的六藝之學具體內容如何,其實論析甚少.馬先生在辦復性書院時,曾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開講日亦明以“經術義理”之學示諸生,可見其六藝學,具體說也可稱爲經術義理之學.     

也談《詩經》學史上的“假歷史”和“假道學”

一 引言 2009年6月,歷史學家杜正勝先生為他翻譯的日本學者白川靜著《詩經的世界》的增訂版(東大圖書公司,2009年7月版),寫就一篇《譯者導言——詩史的開始與回歸》.這篇導言,“特別討論詩史的問題”①,是難得一見的關於“詩史”論說的“重量級”文字!副標題的所謂“詩史的開始與回歸”,在杜先生看來,“這是歷史重建的新學風,還原《詩》篇到作詩時代的歷史情境,從詩歌透視歷史.換句話說,將兩千年脫離歷史的《詩》篇回歸歷史的原貌.”     

《燕影烟痕》序

正戊戌之冬,時羽女士編印子苾先生詩學詞學手稿二種成,縹緗悅目,不脛而走。其意猶未已,復廣邀南北學人之擅書者各録涉江詞一闋,總廿四家,裒爲一卷,謀付剞劂。近自滬上馳書白下,囑余爲序,幷代擬書名。子苾先生者,詞人而兼敎授也,世稱易安而後,一人而已。余生也晚,聞其名、讀其書而未能親承其敎。卅餘年前,先師閒堂爲榜居室,賜名"靜好軒",復賜藏書章"靜好軒中長物",皆涉江詞人之舊名舊物也。起居坐卧,讀書作文,     

從性别與文化談女性詞作美感特質之演進

多年來,我雖曾寫過不少篇有關詞與詞學方面的論文,但却大都是以男性之作品為主,而未曾寫過任何一篇有關女性詞人的論述.一年前應香港城市大學之邀前往講學,曾做過一次題為<從雙重性別與雙重語境談早期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的講演.     

《陈寅恪诗笺释》一则——张君勋与国民政府改组

原詩無題咏張群内閣舟中悵望夢難尋,绣被焚香夜夜心。武帝弘規金屋衆,文君幽恨鳳弦深。催妝青女羞還却,隔雨紅樓冷不禁。寫盡相思千萬紙,東墙消息費沈吟。箋釋無題咏張群内閣張群(1889-1990),四川華陽人,字岳軍。早年留學日本學習軍事,與蔣介石是同學;抗戰後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938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國民黨內所謂“政學系”的主要成員。     

朱一新經學批評中的闡釋思想

在晚清古今中西之學並立紛争之際,朱一新倡導“返經求道”,謀劃“溝通漢宋”,積極尋求經學革新之路,並非簡單主張恢復經學傳統。他批評清代漢學家與公羊學者經學闡釋的嚴重失誤,比較漢儒、宋儒經學闡釋的得失優劣,最終以程朱理學爲範型,擬制“詮”“闡”遞進的經學闡釋路徑,創設“漢宋一體”的理想經學模型。抉發朱一新經學批評中的闡釋思想,重審其創建理想經學的美妙設計,有助於彰顯中國經學闡釋傳統的深厚底藴與發展態勢。     

論滕固的藝術科學觀及其思想來源

滕固(1901-1941年),字若渠,生於江蘇寶山,1918年畢業於上海圖畫美術專科學校;1919年秋東渡日本,1920年春人東京私立東洋大學學習①,1924年畢業回國;1930年赴歐洲,後入柏林大學攻讀美術史,1932年獲博土學位.其回國後曾任行政院參事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等,1938年出任國立藝專校長.不過,早在去日本留學之前他就對美術史研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梁啓超的影響有關.     

地方志与文学研究

地方志為中國文獻之大宗,其數量之巨,門類之廣,傳承之久和庋藏之富,在文獻領域中,幾無有能與其倫比者。舉凡一地之自然環境、政事舊聞、經濟物產、文化藝術、風俗民情、名勝古迹等,無不包容,實為一百科全書式之地情書,而與文學研究尤多關聯,今擇數例而辨析之,供治文學者之參考與采擇。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