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难道仅仅教技能吗?——兼与陈良琨、陈良璜两位先生商榷

语文到底教什么?这个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很久,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识.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的爆炸及知识更新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教技能.语文“是教知识,还是教技能?我们认为,不是教知识而是教技能.”陈良琨、陈良磺在《语文教学通讯》1999年第2期就曾撰文明确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有普遍性的.学生语文能力低下的现状使许多教师重新审视语文教学,不少人认为知识学多了没用,倒不如大力提倡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他们的技能,只要学生的智力发展了,技能提高了,就什么都有了.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教学中就多采用启发式、发现法,而弃讲授法于一边.     

阳明赴谪途中归省南京考——兼与陈来、王平路先生商榷

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途中,自福建武夷山之后的路线,由于《王阳明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不一,且缺乏相对直接的证据资料,故学术界至今存在分歧。一种肯定《行状》认为其由武夷径直往龙场;另一种支持《年谱》认为其先往南京归省再赴龙场。笔者依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相关间接证据资料,通过合理的逻辑分析与推理,提出王阳明在赴谪龙场途中确曾由武夷回南京归省。     

也谈《周易》之“童”——兼与廖名春、吴辛丑两位先生商榷

廖名春先生的文章提出《周易》之"童"除了《旅》之"童"释为奴外,其他"童"字均当解为"去尽"或"脱尽"之义。吴辛丑先生则认为廖文无论在材料还是方法上都存在问题。其实,廖文或可略备一说,但嫌证据不足;而吴文的辩驳则偏离了《周易》取象比类的思维特点。     

曹爽、司马懿之争考辨——兼与孟祥才先生商榷

曹爽、司马懿之争的性质,从古至今多有争议.<三国志>记载了不少褒司马、贬曹爽的言论,元人胡三省、清人王夫之、王懋竑、全祖望、钱大听、陈澧、李慈铭①等人都为曹爽、何晏被诬鸣不平,认为这是陈寿回护司马氏之笔,今人钱穆、杨耀坤、何兹全、王永平②认可这种说法.     

王韬、严复文化观比较——兼与袁时伟先生商榷

19世纪90年代的严复、谭嗣同等对“中体西用”论的批评，包含着对这一文化结合模式的超越；“体用并举”的文化结合模式是比“中体西用”更理想的文化结合模式；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三个阶段递深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考虑到学习过程中的复杂性、多姿多彩性。     

回归与落实——兼与赖配根先生商榷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我第十一遍阅读完赖配根先生的文章《2006:新课程行进的坐标在哪里》的时候。我想在此谈些一己之见,渴望与赖配根先生商榷,同时也与广大读者交流。     

回归与落实——兼与赖配根先生商榷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我第十一遍阅读完赖配根先生的文章《2006：新课程行进的坐标在哪里》的时候。我想在此谈些一己之见，渴望与赖配根先生商榷，同时也与广大读者交流。     

量规的概念、分类与编制——兼与杨家平先生商榷

<正>量规具有“评价标准公开透明”、“学生明确努力方向”、“便于学生自我评价”等优点。[1]中山市濠头中学的杨家平老师在《马扎诺教育目标新分类学视阈下的历史学习目标量规运用》(刊于《中学历史教学》2021年第12期,以下简称：《量规运用》)中,借鉴了卡拉·摩尔、莉比·H.加斯特、罗伯特·J.马扎诺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表现量规的编制与使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阅读后产生了如下两个困惑。首先,《量规运用》所呈现的“表现量规”能否称为“量规”?     

比喻只能顾此失彼——兼与王瑞汉先生商榷

王瑞汉先生在《语文知识》1998年10月号《比喻不能顾此失彼》一文中提出:“比喻只用本体和喻体的某些方面相似,但如果只盯住相似的这些方面,忽视不相似的那些方面,也会给比喻带来伤害。”此说恐不够妥帖,其实比喻都只能是顾此失彼的。作者运用比喻来说理,读者通过比喻去明理,一旦作者读者达到各自的目的,便“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钱钟书),比喻不过是渡河之“筏”,示月之“指”,猎鱼兔之“筌蹄”,换言之,作者在说理文     

成语的变迁与语言的规范——兼与孟佶先生、张祥云先生商榷

读了孟佶先生《成语的稳定性》(《语文学习》2000.8)和张祥云先生《成语“空穴来风”辩议》(《语文学习》2000.11)两文,觉得他们的观点有许多偏颇与错误之处,不揣浅陋,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诚如张祥云先生所言:“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     

修辞学性质刍议——兼与郑荣馨先生商榷

修辞学的性质历来有争议。骆小所先生在《修辞学的性质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修辞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修辞学属于大语言学”。一个部门挂三块牌子,也许可以办很多事情,但也可能职责不清,性质不明。笔者坚持大多数人自觉反对,不自觉认同的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仅这一点说,我和骆先生是一致的。至于郑荣馨先生在与骆先生争鸣的文章(见《修辞学习》1996年第5期)中把我列为“艺派”代表之一,倒使我感到受之有愧。我们承认骆文在理论及表述上是有点问题,仅就“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而不属于科学部门”这句话来看,较审慎的表述似应为:“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自然科学”。尽管如此,细读该文,这一认识还是明确的。又若要避免理论上出现漏洞,在我看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人文科学内部,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于语言学。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骆文在语言表述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能否成立。故笔者     

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兼与童庆炳先生商榷

人们的审美意识(对于"美"、"丑"、"悲"、"喜"等等的意识)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此即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其他具体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并列位置。文学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全方位"性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审美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交汇、出入之所,同时,文学还是非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意识———科学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场。从以上观点来衡量,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具有非科学性,又具有非合理性。     

汉唐峣关、蓝关考略——兼与牛树林、郭敏厚先生商榷

秦时峣关，即后来的蓝田关，又称蓝关，据汉书、水经注等权威史学、地理文献记载及以后的历史演变，峣关在今蓝田县东南，峣山东部至蓝桥镇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而蓝关即是今蓝田县县城。     

关于地球磁场磁极名称的讨论——兼与李功爱、李中奎两位老师商榷

贵刊2003年第6期、第11期上先后刊登了两篇关于地球磁场的讨论文章，前一篇是李功爱老师的《地磁北极、南极与地理北极、南极相反吗?》(下文简称为“文1”)，后一篇是李中奎老师的《地磁南北极与地理南北极的关系》(下文简称为“文2”)．读了两位老师的文章，才知道关于地球磁场的磁极还存在那么多意义     

在母语课程的源流中重新审视课程目标的取向——兼与徐林祥、杨九俊二位先生商榷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非叶圣陶于1949年创造。"语文"与"国文"不是同一概念,中学语文课程经国文课程继承了晚清早已经独立设科的经学和中国文学的衣钵,二科合一科,任务之重远远超出了语文课程本身的负荷,也造成课程目标模糊和课程内容混杂的问题,而旷日持久的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论争也源于此。须给语文课程减负,促成母语课程框架下的语文科和文学科的分科教学,使母语课程真正走上科学化建设的轨道。     

伦理是何种智慧？——兼与于树贵、彭启福先生商榷

伦理智慧是一种包含感性和理性的智慧，对任何一方面的夸大或忽略都会缩小伦理智慧的空间。道德的强制性的存在是一个各观事实，但其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复杂的道德境遇。伦理智慧只能源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仅仅来自人类的聪明才智。     

萧峰:儒家之侠——兼与陈墨、倪匡先生商榷

许多读者都将金庸笔下的萧峰视为佛家之侠,而本文认为应该是一个儒家之侠的典范。儒佛两家对待人生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而纵观萧峰一生的所作所为,其无一处不体现着儒家的道义和精神。萧峰最后因仁而死,其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     

数学教育为了什么——与郑正亚、石循忠两先生商榷

数学素质教育与考试有联系 ,但是数学素质教育不应该是提高考试水平的关键 .影响考试水平的因素除了与数学有关的数学“双基”、能力、品质 ,应该还有 :试题因素、心理和生理素质、针对考试的技能 ;数学素质教育与考试的关系存在目标不完全一致、考试内容不可能同步 ;对于学生素质教育的评价仅通过数学考试是不可能实现的     

洪水、古城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兼与王巍先生商榷

如何解释公元前2000年前中国发生的大范围文化变化,如何解释鲧作城郭、大禹治水与夏文明诞生的内在关联,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考古学与历史学两条研究路径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从考古与历史文献这两条路径对上述问题都做出了合理的解释,那么可以说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实质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