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石勒新论

石勒是十六国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然而史学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却失之偏颇。石勒虽有统一之功，却没有实现中国北方的真正统一；“劝课农桑”重在“劝课”，不在“农桑”，收效甚微；后赵政权建立后，石勒采行的“胡汉分治”，是一种极其落后而且反动的民族政策。所以本文认为，对石勒的评价不宜过高。     

十六国时期胡汉合作的再认识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十六国时期胡汉合作的特点,胡汉合作对汉民族心理的影响,汉人在胡汉合作中的态度与作用等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有利于我们认识"胡汉合作"的现象与本质。     

试析前秦民族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影响

前秦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最为强盛的政权之一,但在淝水之战失利后其统治土崩瓦解。这与前秦民族政策有密切关系,其民族政策有拉拢与打击的两面性特征,这一方面造就了前秦短暂的繁荣与强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前秦发动淝水之战并最终衰亡。     

苻坚政治决策中的胡汉文化冲突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战乱造成了胡汉两种文化频繁的的冲突,交融。在此过程中胡族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接受并向往汉文化,但同时又无法摆脱自身的胡文化,其中汉化程度较高的氐族苻坚就是例子,其一方面重开太学,推行德政,任用儒士,另一方面又遗留了善待来降少数民族并保留其自治权的胡族文化,胡汉两种文化的冲突最终导致了苻坚发动淝水之战,以及战后国家的分裂。     

城乡发展失衡的根源与出路

引发城乡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城市偏向，工业优先的战略与政策选择。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以确立和保护农民平等权利为核心，逐步统一城乡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最终实现城乡制度一体化。     

略论十六国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

提起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家往往着重“五胡乱华”,“十六国交递混战”、“中原地区经济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汉族惨遭杀戳”等史实;更有甚者,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后,同同期(公元四至五世纪)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等同起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无秩序的”、“黑暗时代”。这一看法有失偏颇、固然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先后入主中原,使中原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物质文明倒退、政治混乱、文化衰落现象,对历史似乎是     

略论北魏平城时期的宗教与民族关系

在北魏平城时期,宗教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局面,一统黄河流域,但其境内民族众多,矛盾复杂。统治阶级不仅需要树立正统形象,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还要缓和内部民族关系,维护政权稳定。道教和佛教乘机而入,与北魏政治密切结合。统治者利用道教取得了合法统治权,缓和了胡汉关系;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但也引发了民族矛盾和斗争。北魏平城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大发展,各种宗教组织的产生,把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到同一种信仰下,带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产生文化认同感。     

十六国时期民族斗争中的一种矛盾现象

十六国时期，胡人和汉人间矛盾十分尖锐。战则以胡人为主，耕则汉人为主，成为少数部族政权的一项重要统治政策，也是兵制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从历史学角度较为详尽地研讨了十六国时期少数部族政权的兵制。既论述了胡人主战并大量充当常备军的主流方面，又对汉民服兵股的事实作了阐述。汉人服兵股是当时统治阶级适应政治需要而实行的，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与当时的根本制度在形式上有所抵触。究其实质，是十六国时期民族斗争中的一种矛盾现象。这种纷纭复杂的民族冲突，甚至给以后的北魏统治在征兵、用兵方面带来重大影响。     

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之社会和政策因素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僵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城市的大门渐次向农民打开。     

评苻坚的民族政策

苻坚系前秦皇帝苻健之弟苻雄之子,氏族,于公元375年在众将支持下杀掉残暴的前秦皇帝苻生即位,去帝号,称“大秦大王”。苻坚是一个政治比较清明的统治者。特别是他在对待各民族的政策,这不仅为:“十六国”的多数统治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连不少汉族统治者也大有逊色。范文澜同志说:“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423页)“十六国”中有不少的统治     

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嬗变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环环相连,呈现出姿态万千的治国方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辈出同时政治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孔子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再到以商鞅和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再后来演变为汉武帝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同时并重的思想。唐朝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我们现在所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策略就是在古代治国思想基础上加以借鉴和提炼而成的。     

孝道是中华民族伦理的核心价值——从《孝经》对中国人的影响说开去

《孝经》作为辑录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典范文本,在古代社会承载着维护统治、教化民心的作用,这两种作用是互为存在的,具体又通过国家机构和宗法家庭来加以体现。孝道的内涵与外延,由其作者与成书的时代所决定,其特有的结构和意蕴从一开始就赢得统治者的青睐。考察历代统治者对《孝经》的态度,可以看出孝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定位与变迁,而中华民族伦理的生成与发展,从此亦脉络可寻。新中国成立后,对《孝经》的认识与态度屡有更迭,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这部典籍,批判地加以继承,接续了中国共产党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传统,让我党自成立以来所遵循的路线、方针和宗旨,能够继续不断地提升孝道的伦理核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用,使其能够契合国家的发展方向,引领人民弘扬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迈步走向幸福高地。     

略论嘉庆朝文字狱政策终止的文化意义

清王朝发展到嘉庆年间,清朝初建时曾经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以及激烈的满汉民族矛盾,早已被历史的长河泯没殆尽,代之而兴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伴随着王朝的盛衰之变特别是民生困难、吏治腐败等社会问题而日渐加剧,实行了百余年的文字狱政策最终走入了历史。这一文化政策的转变,对清后期经世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乾隆时期的安南政策研究

无论是乾隆中前期,还是晚期,清廷同安南关系仍未突破中国传统宗藩关系旧模式。乾隆中前期清廷对安南内乱的不干涉政策和对边界争端的羁縻政策,固能体现出清廷对周边国家的友好态度,但却更多体现为＂天下共主＂的＂上国＂心理。乾隆中后期双方冲突,以及清廷对安南阮氏王朝的最终承认,主观上虽不存在宗主国中国对安南内政进行干涉的心理,但客观上却构成了事实上的干涉。概而言之,这一政策既在清代中越交往史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又有其不足之处。     

孟子治乱史观探析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是孟子对“生民以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孟子的这种历史观看作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论”。其实,在孟子“一治一乱”概括背后,还有孟子对战国以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乃至道德状况等所进行的深入考察和思索,有对以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分析。孟子的治乱史观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内在依据,并结合自己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理论所独创的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观体系,其中固不免囿限．但合理的成分也不容忽视。     

利义并重以民为本的墨家管理思想

墨学与儒学并称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墨家在分析社会问题、阐明政治观点、抒发治国理想的学术体系中,深刻地论述了治国安民的管理策略,其主要观点包括:重利贵义的价值取向;民为政首的管理目标;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     

简析英国对德绥靖政策的历史渊源

导致英国对德绥靖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因素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从历史渊源来看，绥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与中欧国家合作以维持欧洲均势的传统政策的回归和继续。     

试论苏共执政能力建设的教训及其启示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对自身执政能力建设重视不足无疑是一条重要原因。苏共执政后期。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上的缺陷日益明显。加上苏共长期以来对内对外奉行错误的执政方略，导致苏共执政环境日益恶化，执政资源逐步流失，最终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使之丧失了执政地位。这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因而必须持之以恒地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     

试论执政党政策的合法化问题

执政党是靠政策实现统治或治理的,因此政策的合法化问题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而成功的统治、治理是被受众认可的统治、治理,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统治、治理。好政策作为成功的统治、治理的重要部分,当然有着更高、更严格的合法性要求。因此,执政党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党内外的广泛支持,处理好政策的合法性与合法律性的关系。     

秦亡汉兴的历史原因

从统治政策和帝王个人素质两个角度,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以史为鉴,找寻秦亡汉兴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