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的内涵与要害

本文认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是一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檄文,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作者提出六点论据驳斥把梁氏此文看成“劝袁世凯缓称帝的宣言”之说。民国初年,梁为了给立宪派建立一个生存于民国的理论,特提出“国体政体不相蒙”、“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反对变更“国体”之说。此说虽不科学,却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潮流,为进步党人发动护国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在此文中提出的君主偶像一经打翻即不可复立的理论是全文最精彩的部分,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下)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梁启超《上总统书（国体问题）》成文时间考释

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因为国体问题的讨论和护国运动的兴起而引起世人瞩目。号称“思想界巨子”的梁启超也因在本年9月初，抛出被人称作是反袁鸿篇巨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彪炳史册。但是本文通过对梁启超给袁世凯的一封私人信件——《上总统书（国体问题）》的仔细合理解读，首先从四个方面论证得出，此信的成文时间不是如有些著作（如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认为的4月份，而是作于12月份；其次指出这封书信的内容仍然是对袁世凯的温勉劝戒和殷切期盼；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梁启超等人的反袁要视西南军人的行动而定（因为他们没有军权）；但是在反袁的过程中，不甘“牛后”，一定要把舆论宣传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夺取反袁思想旗手地位；只有等梁启超于12中旬到达上海的时候，才算他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完成了由联袁到反袁的转变。     

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上)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对“护国战争”几个问题的认识

一“护国战争”的爆发与“护国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护国战争”是谁发动的呢?对这个问题,长时期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别有用心的分子制造了许多混乱。还在“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梁启超即发表了《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之役回顾谈》等文,吹嘘“护国战争”是由蔡锷发动的(蔡受梁的指挥,也就是说,梁策划,蔡发动)。梁启超甚至说:“纪念护国起义,还有什么纪念呢?……若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新解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对这首诗,历来有几种解释。 梁启超认为,“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是也。”①梁启超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又亲身参与戊戌变法,他的解释最有权威性,流传至今,解释《狱中题壁》的文字,大多遵从此说。     

梁启超易学观述评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比较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易学观。他认为,《周易》经传首先需要进行“辨伪”研究,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宗旨。在总结清代易学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梁启超的易学观对于当下的易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论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形成

斗转星移,自李侃1963年发表《梁启超史学思想试论》一文,建国后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三十年,总有四、五十篇文章,却尚未有人对其戊戌变法时期的史学、史学思想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胡逢祥《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甚至认为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在“史学上缺乏独立的见解”,“完全为康有为所     

朱熹“淫诗”之说平议

我在《论朱熹的“美刺之辨”》一文(载《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中,较详细地论述了汉宋《诗》学的原则分歧,充分肯定了朱熹《诗》说的历史意义。但朱熹《诗》说中影响最大、也最受人非议的是所谓“淫诗”之说。朱熹去序《诗》者的“美刺”之后,认为孔子言“郑声淫”即“郑诗淫”,《礼记·乐记》所谓“郑卫之音”即“郑卫之诗”,     

“倾听”的丧失与“对话”的误解

用新课标的对话理论来考察,会发现许多标举印证新课标理念的所谓“对话”,恰是对阅读教学对话理论的误解。一、“言说”权的维护不应以“倾听”权的丧失为代价权威人士在评论2000年《大纲》和2001年《标准》的差异时指出:“《大纲》主要是维护读者(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的‘倾听’权,《标准》主要是维护读者(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的‘言说’权。”但笔者认为,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言说”权的维护决不能以“倾听”权的丧失为代价,《标准》也没有那样认为。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对话”这一“三个主体”间多向度的言说和倾听,在许多执教者和评课者、甚…     

情境作文教学探析

所谓“情境作文”,就是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以及作文教学目标,为学生创设一种特定的情境和氛围,对学生进行的作文训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也人心之一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学说,阐明了“物”、“情”、“辞”三者的关系。     

士为知己者用——《史记》主题论之一

1.所谓“士”,许慎《说文解字》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云:“士,事,叠韵,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为士。”可见,“士”为处事有才能者。所谓“知己者”,即是被士认为与己相知深者,对己礼遇厚者,亦即礼贤下士者。《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引侯赢语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何况知士乎?《吕氏春秋》卷十六《观世》篇记越石父语曰:“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     

解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丛报》的创办,承载着梁启超希冀透过“德育”和“智育”培养“新民”的理想.《新民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刊发,即体现了梁启超在追求这一理想时所展开的两个方面.撰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立足点有所变化,隐隐透露出梁启超从隐含政治意图的“有为而作”发展到“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开始为他日后学术生涯做披荆斩棘的工作.     

《敬业与乐业》中儒学文化内涵透视

《敬业与乐业》是梁启超先生所作关乎“敬业与乐业”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做的基本问题阐释,聚焦阐释与教化,目的是宣讲人生与事业关系,进而帮助做工者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寻找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文章寓意和哲理深刻,与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十分契合,集中体现了梁启超先生思想特质中的儒家智慧和文化自信力。透视《敬业与乐业》中儒学文化的内涵,对培养中学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礼记

梁启超在为青年所开的国学书目里曾经这样评价《礼记》:此书战国及西汉之“儒家言”丛编,内中有极精纯者,亦有极破碎者,吾     

关于李大钊同志的佚文—《跋<国体与青年>》

《跋<国体与青年>》一文,写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是李大钊同志继《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又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第一种《国体与青年》上。这篇文章长期以来没有被提及和重视,不见著录于国内外各种有关大钊同志著作的目录。笔者是在二十年前购得《国体与青年》一书时,读到这篇文章的。《国体与青年》这本书的作者是曾琦。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是其中的右翼分子,后来堕落为国家主义派和反动青年党的头目之一。当时,由于这个学会本身具有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性质,因而,它所出版的《丛书》中自不免包括曾琦的作品。曾琦在书中极力鼓吹什么“共和为世界最良之国体”,号召青年为建设一个旧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他说:青年如“益究共和之原理,而坚其信仰,悬一定之目标,而务求必达”,那么,“他日……必有真实完美之国体,涌现于吾人之眼前”。     

《仁学》版本考

1899年1月2日,梁启超在日本首次发表亡友谭嗣同的遗著《仁学》,在清末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谭嗣同的《仁学》:“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谭嗣同在经学方面虽不及康有为之煊赫而有建树,“而在思想方面,则所著《仁学》,发挥大同之义较康有为精密……谭嗣同思想……其中虽不免有     

梁启超新史学与“究当世之务”

因震惊于甲午一役而奋起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梁启超，曾在多处指出，“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传统“君史”，不能使人们对一国的“强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帮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机，“君史之敝极于今日”。①本世纪初他在日本举起了“新史学”大旗：“史界黄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新史学》之著，香岂好异哉，吾不得巴也，”②“不得已”三字，表明了史学革命与救国之间的相互关联，昭示了史学创新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可或缺，说明了一生都在“究当世之务”③，都在摸索中国近代化道路，并在本世纪初一度取得“在思想界的支配…     

谭嗣同是“为君死节”吗

中师《阅读与写作》第六册文言文单元节选了谭嗣同的《仁学》和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仁学》节选中谭嗣同严厉地批判了“为君死节”的思想，并重申“继自今，即微吾说，吾知其必无死节者矣”。《谭嗣同传》中，梁启超则引用了谭嗣同的话，“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对此，有学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谭嗣同“以死酬圣主”算不算“为君死节呢”？他既然反对“为君死节”，为何还要“以死酬圣主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可以肯定的是谭嗣同并非“为君死节”，他的“以死酬圣主”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     

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

梁启超是 2 0世纪初的“史学革命”运动过程中的旗手和先锋 ,对中国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以“善变”而著称 ,这一点在史学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多端 ,甚至互相抵触 ,究其最根本的原因 ,笔者认为是其史观的多元因素与史观的发展演变的影响。其中 ,又尤以“世界史”观的嬗变最为典型。本文拟对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作一番梳理 ,以就教于方家。一、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世界史”观梁启超在 19世纪末期便开始从事新史学的草创与研究工作。他在 190 1年的《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 ,…